苍苍为国生元臣——评《文震孟书叶向高墓志铭》

    ■陈伟晟

    前些时，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文震孟书叶向高墓志铭》一书，引起了诸多历史爱好者的关注。早于20世纪90年代初，闽侯县博物馆的曾江老师便已见到了叶向高墓志铭的拓片。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叶向高的墓志铭文一直未被点校整理，梓行于世。此次《文震孟书叶向高墓志铭》的出版，可谓让叶向高墓志铭的内容首次在公众中亮相。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墓志铭拓片”。此墓志铭高140厘米，宽78厘米，巍峨宏伟，非小小的书册所能还原，故此部分经由技术人员对铭文拓片的影印图片进行切割、去疵，重新排版于书中。经过处理后的图片，虽未能骤览碑文之全，但更宜于阅读。第二部分为“墓志铭碑文”。该部分为对“墓志铭拓片”上的铭文的辨识、整理，进而对全文标点、分段。整理者保留了原碑文的空格，用□表示，对磨损然尚存残留笔画的字用■表示，对完全损坏的字用×表示，并对残泐字及损坏字加以辨别、考证，加以注释。经过整理，墓志铭碑文虽尚有部分字待补，然整体大致可读。第三部分为“诸人小传”。该部分收入现代学者对墓主叶向高、撰文者朱国祯、篆盖者郑三俊生平的研究，并附上《明史》中各人的传文。三部分相互关联，合而为对叶向高墓志铭来龙去脉的整体呈现。于书法爱好者而言，文震孟的书法亦有一定的欣赏价值。然受于笔者艺术修养所限，仅从碑文文句出发进行评述。

    其一，墓主的身份。墓主叶向高，福清人，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天启七年（1627）。叶向高可谓福建籍官员中政治地位最高者，他历仕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是明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宰相。《明史》中称其“独相”，更可见其在晚明政治中的重要地位。非但如此，叶向高还是黄檗寺的最大外护，在黄檗文化中占据特殊地位。正是在叶向高的帮助下，皇帝才御赐黄檗寺《大藏经》与“万福禅寺”的匾额。黄檗寺的大雄宝殿与藏经阁等建筑，亦是其捐资修建。正是由于墓主的特殊身份，碑文的内容有了特别的意义。

    其二，碑文的内容。碑文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碑文从叶向高的家族源流写起，简要叙述了叶向高“独相”之前的事迹。叶向高生于倭患正棘之际，为避倭患，母亲带其东奔西窜。途中每遇危难都如有神助，叶向高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叶向高自幼便被称为“奇童”，不久便被县令看上，为其定下了与俞氏的亲事。万历七年（1579）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间，叶向高由中举进而为庶吉士，由庶吉士进而为太子侍班官，由太子侍班官进而为南京礼部右侍郎，由南京礼部右侍郎进而为礼部尚书。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叶向高终于抵达了权力的巅峰，独相当国。第二部分，碑文详细记叙了叶向高独相后至天启前的事迹。叶向高独相后，面对万历皇帝的不作为，“求归以为常”，开启了不断“求归”的宰相生涯。尽管万历皇帝对叶向高的进言能听取的只有十之二三，但叶向高仍尽忠职守，为国家做了许多实事。碑文记叙了叶向高救太守冯劳谦事、提携后进周延儒事、进言平息欲祸乱宫闱的王曰乾事、力主福王归国事、治办高寀事……在此期间，孙立亭、李九我等朝中重臣相继离去，只剩叶向高一人“忍死支撑”。叶向高不断上疏请求引退，一方面是借此表达对皇帝不作为的抗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不堪重负。在成功举荐方从哲、吴道南入阁后，叶向高终于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得到皇帝的允许，辞官回家，开启了六年寄情山水的生活，“开福庐灵岩诸胜”，为黄檗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三部分，碑文详细记叙了叶向高在天启朝的事迹。泰昌皇帝继位后，召叶向高入朝之事未竟，不久便驾崩，天启皇帝继续传叶向高入朝。叶向高百辞不允，无奈再次入朝为相。据《明史》记载：“（叶向高）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时。”然而，碑文却浓墨重彩地记述了叶向高在天启朝短短三年间为朝廷做出的贡献。叶向高再次入相后，朝政已为魏忠贤把持。叶向高虽知事已不可为，仍从中调解，从宦官手上救下了无数大臣。如熊廷弼、章允儒、帅众、邹元标、汪文言、杨涟、林汝翥等名臣，皆因宦官忌惮叶向高，得以暂时保全性命。由于宦官权势滔天，再加上自己年老体弱，叶向高深感力不从心，不断上疏请求引退，终于在天启四年（1624）获准。归家后一年，夫人俞氏去世。天启七年（1627），叶向高也病逝于家中。第四部分，碑文对叶向高的一生进行评价并记录叶向高的著作和后代。碑文的作者朱国祯认为，叶向高乃明朝第一宰相，其“事上坚正，接下含忍”，“力拄邪锋”，可谓完节之人。至于叶向高所遭到的非议，不过是“寻影遮身，无车载鬼”，丝毫不会影响到叶向高的光辉形象。不唯如此，叶向高的书法、文章，均有可观之处，朱国祯赞其为“韩魏公、司马温公、苏子瞻合为一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其三，碑文的价值。曾江老师在序言中将该碑文的价值归结为“证史补史”“书法艺术珍品”“目前发现的文字最多的古代墓志铭”三者，皆为笔者所认同。笔者拟从《太师大学士叶文忠公行状》与该篇碑文的对比中进一步展开。叶立俊先生在《丰碑巍峨耸立 精神世代传承——〈叶向高墓志铭〉读析》一文中指出，该碑文的撰文依据至少有五种，一为《叶向高谥文》，二为《蘧编》，三为叶向高著作，四为《太师大学士叶文忠公行状》，五为《相国叶文忠公碑》。笔者以为，其中最重要的依据当为何乔远的《太师大学士叶文忠公行状》（后简称《行状》）。原因有三。一是如欧阳修在《与杜论祁公墓志书》中所说：“如葬期逼，乞且令韩舍人将行状添改作志文。……若以愚见，志文不若且用韩公行状为便。”墓志铭可径用行状内容，亦可由行状添改，此乃古之通例。二是笔者作为该墓志铭的整理者之一，曾多方比对《行状》与《叶向高墓志铭》，发现其中相似之句甚夥，据《行状》出的校勘记有十三条之多。三是碑文中两次提及“司徒匪莪（何乔远）状至”，可见此篇《行状》对该碑文的撰写十分重要。

    对比《行状》，《叶向高墓志铭》的叙事以“先生”为主词，而《行状》的叙事以“公”为主词，由此可管窥《叶向高墓志铭》的特殊之处。公者，乃对同辈的敬称，体现的是叙事的客观性。先生者，乃是对前辈的敬称，更蕴含着一种景仰之情在其间。《行状》的作者何乔远为著名的方志学家，其《行状》洋洋洒洒三万余言，多记叶向高之言，直至文末方有些许个人评价，更为侧重的是对叶向高生平资料的如实记录。而《叶向高墓志铭》的作者朱国祯不仅是史学家，亦是文学家，其《墓志铭》不过千言，多记叶向高之事，夹叙夹议。与《行状》相比，《叶向高墓志铭》多了一分情感，但这份情感不是盲目的崇拜之情，而是基于朱国祯对大明王朝局势的认知，由衷地发出的对叶向高的钦佩之情，是一种统摄于理知的情。

    得益于曾作为叶向高副手的政治身份，朱国祯有长期接触叶向高的机会，这使得他更能理解叶向高，其所认识的叶向高应更贴近实际。由于在《明史》中记载，在东林党人欲毕其功于一役弹劾魏忠贤之际，叶向高没有正面予以支持，仍持调和的态度，其所上奏折反为魏忠贤所利用，故后世对叶向高颇有非议。在福清民间，更有直接将叶向高塑造为奸相的故事。然而，朱国祯笔下的叶向高却是一位刚正不阿的人。在墓志铭中，叶向高敢于用辞官引退向皇上抗议：“揭请停买办，救言官、司官、宛平县官，发边饷及赈济银，止派龙袍缎价。或从或否，要归于必从。”一个“必”字，形象地体现了叶向高的刚直。对于叶向高的“赞成调剂”，朱国祯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或者以调停为病，然舍此二字，何道可以止沸腾、御奔轶？”在这个以士大夫为代表的清流官员动辄“从道不从君”的时代，若没有叶向高从中调停，这个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恐怕早就分崩离析了。朱熹曾说：“仁体刚而用柔。”朱国祯笔下的叶向高展现出的正是朱熹理解的“仁”的特质。刚正不阿是叶向高的体，是本质；赞成调剂是叶向高的用，是表现。尽管叶向高对具体的问题采用赞成调剂的方式，但不妨碍叶向高有刚正不阿的本质。总的来说，朱国祯笔下的叶向高是忧国忧民、鞠躬尽瘁、“阎罗殿前勘对得过”的一代贤臣形象。此外，朱国祯还根据自己于两淮间辅佐叶向高时的亲身体会描绘了叶向高的另一面：“先生才情姿表，谪仙人也。”其笔下的叶向高可谓栩栩如生，对还原一个真实的叶向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创作技法上，正如曾江老师指出的：“它不像一般墓志铭那样，专为死者歌功颂德。”此篇墓志铭并非只是客观地记录叶向高的事迹，亦非堆砌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而是时时刻刻有一个“朱国祯”贯穿在行文中。朱国祯长期作为叶向高的副手，亲眼见证了叶向高的所做作为，并将自己对这些事的理解写在这篇墓志铭中。此篇墓志铭，不可视为是受人之托而不得不写的应付之作，而是朱国祯对亦师亦友的叶向高的追思，其间贯穿了朱国祯作为晚明重臣对时局的思考。在行文上，该墓志铭重于记事而略于记言。与《行状》对比，《叶向高墓志铭》对《行状》中记录的叶向高的言论和事迹进行了删削，记言、叙事更为简练，并增补了一些《行状》中没有记录的叶向高的言论和事迹。在遣词造句上，朱国祯亦非只是“辞达而已”，而是运用了排比、骈散结合等丰富的表达方式。以叶向高幼年在倭患中逃生的经历为例，《行状》用了五百余字进行记叙，而《叶向高墓志铭》不过百余字。墓志铭中记录：“带解则妇人来系，饿极则僧人馈饼。沙上疲甚，将弃，则老人代负，负而仍还，皆神佑也。”以“X则X”的紧凑句进行排比，通过排比，紧凑的语势更为强烈，读来如马蹄密踏，由此体现出当时情况的危急。无疑，与《行状》相比，《叶向高墓志铭》更具有可读性，不仅是记录叶向高事迹的珍贵史料，同时是一篇值得一读的佳作。

    总而言之，《文震孟书叶向高墓志铭》一书的出版不仅使我们见到了一个更为丰满、立体的叶向高，也为了解叶向高的生平提供了一个更加简洁、优美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