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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涛 邹近
《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简称“《英藏敦煌文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简称“英图”）、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英藏敦煌文献》共十五卷，前十四卷图录于1990—1995年出版，第十五卷索引于2009年出版，先后获得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一等奖，被评为“国优十佳”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前四十年，敦煌古卷藏于海外，多数中国学者难以观览，国内没有出版一部清晰的可读性强的敦煌文献影印图书，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遗憾。三十多年前，《英藏敦煌文献》开风气之先，引领敦煌文书陆续出版，嘉惠学林，追上世界的步伐。“将敦煌文书拍摄回来并出版，就是一定程度上接它们回家，回到中国。”本文为《英藏敦煌文献》鲜为人知的出版故事。
一
1987年8月19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弓和宋家钰登上飞往英国的国航937航班。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英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为据微缩胶卷选编的《敦煌资料（第二辑）》查阅敦煌文书原卷、校订文本。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封存了九百多年的五万多卷敦煌文书在1900年被偶然发现，却因当时国家的积贫积弱和看守者的愚钝，被劫掠而散落各国。斯坦因的两次骗买，成为英国现存一万四千多件敦煌古卷的主要来源。祖国的故物却只能到外国寻求，确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为期三个月的查阅原卷工作中，张弓和宋家钰发现了问题：原卷残损严重，缩微胶卷有些内容失真等。为应对千年原卷随时间流逝可能出现的损毁，有必要“把它们拍下来，存下来”。他们将重新拍摄的构想向时任英图中文部主任吴芳思、训练部主任马克乐、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艾兰等提出后，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痛快回答——“没问题”，对方还慷慨地承诺承担胶卷、洗印费用。英图所藏敦煌原卷卷数太多，两人向国内领导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汇报商议后，决定将拍摄限定为佛经以外的汉文文献——这些文献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意义巨大——后来出版的这套图书，就叫《英藏敦煌文献》。
中国社科院曾联系过好几家北京的出版社，未果，直到四川人民出版社认准了这个项目。“关键是蔡济生的眼光和关源博的决断与支持”，关源博当时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决定合作是他最后拍的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迎回国宝，传之后世。”1989年4月，关源博应英图邀请前往伦敦商谈版权事宜。当时，英方对于中国的印刷技术有所疑虑，且日本和韩国的出版社也表达了出版意愿。关源博着重说明两条理由：一、敦煌文献本身即是中国的文化瑰宝，二、中方出版的目的是为满足敦煌学研究需要；并阐释了中方的“四字方针”：“一是全，包括贵国珍藏的汉文非佛经部分的全部文献；二是新，斯坦因编号的要出，新修复的卷子和残片也要出；三是准，每张卷子的定名、断代、释义要求准确无误；四是优，印装质量要接近国际水平。”
中方的诚恳态度最终打动了英方，加上吴芳思、马克乐、艾兰等英国汉学家对中国的好感，双方签订了协议——四川人民出版社获得《英藏敦煌文献》15年出版发行权。项目还得到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和省新闻出版局的认可和支持，并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八五”重点图书。
二
项目合作的缘起，归功于四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蔡济生。1988年秋，在北京组稿的蔡济生得知有一部《英藏敦煌文献》正在寻找出版社。蔡济生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出于学术编辑的敏感，他深知当时国内敦煌学研究的缺憾——“内轻”：重要史料很多都在国外，见不到，国内学者无法施展拳脚，甚至只能进行二手研究，一度造成“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国外”的畸形局面。
听到这个选题线索后，蔡济生甚是欢喜。因为他的学识，并与中国社科院长期合作，所以“机会来了，就能抓住”。蔡济生立刻与宋家钰取得联系，深入沟通后确定了合作。项目正式启动后，蔡济生也成为了编委之一（该套书编辑委员会：中方编委为周绍良、沙知、张弓、宋家钰、宁可、蔡济生，英方编委为吴芳思、马克乐、艾兰、汪涛）。
其实早在1988年10月，宁可教授就已经与王㐨、王亚蓉两位摄影师一起赴英图拍摄敦煌文书。王㐨是国内知名的文物摄影师兼丝绸研究专家，他用的是最顶级的摄影设备，胶卷是最好的德国胶卷。英图还特许他们三位进入善本库，六个月时间把需要拍摄的文书都挑了出来，每天拍完照连夜冲洗，没照清楚的第二天重拍。1989年初夏，宁可、王㐨、王亚蓉三位带回了八千多张照片。
在北京和成都，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社长关源博为监制，副社长黄葵为其助手，蔡济生担任责任编辑，宋家钰、张弓、蔡济生、杨宝玉、师勤组成图片资料整理团队；他们专门为团队开辟了一间编辑室，相互协作，集中力量将照片整理、分类、查重、查漏，重复的剔除；有遗漏或不能用的照片，打国际长途电话到英图告诉吴芳思或马克乐，拿着被告知的卷号去书库补拍并寄回中国。新拍、补拍的照片最后达到了一万多张；而且图版因是新拍照片，每幅容量一般多于现行缩微胶卷。这为《英藏敦煌文献》有充足的、高质量的原卷照片提供了保障。
编辑过程中有一个环节尤其重要，那就是定名。因为很多敦煌文书就敦煌自己有，在传世文献里面找不到同类的东西，前十四卷里面收的几千件文书需要一个完整的体例来保证定名的前后一致性；所以在没有传世文献做参照的情况下，全凭编委会成员和学者的学识、前辈的研究成果，确定这些小残片的具体内容，再来给它们定一个题名。1990年2月，编委会成员与远道而来的马克乐等十二位专家齐聚北京，举行了为期两周的《英藏敦煌文献》第一至四卷定名会议。在前十四卷的出版过程中，定名会“开会的地方很多，有时在历史所，有时在近代史所，有时在周老（周绍良）家里，还有医院、首都师大等，全北京到处跑”。正因为不厌其烦地讨论，使得《英藏敦煌文献》在对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的梳理和定名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
前十四卷图录出版后，要充分发挥这套书的作用，需要索引，由杨宝玉编撰。出版社为此专门做了研究，结合专家意见一致认定，第十五卷索引从开本到装帧等都要和前十四卷相同规格。四川人民出版社蒲其元编审承担了编辑最后一卷的任务。“拿到以后，我也是很认真地来打磨，因为它牵涉很多古字，又都是文言，编起来有一定困难。在与作者的通力合作之下，应该说做出来还是比较成功的。”蒲其元的用心也收获了杨宝玉的感谢：“是蒲老师始终不放弃，给这个项目最终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
作为装帧设计者，邹小工说自己的两卷是后来蔡济生送给她的，以作为合作纪念。邹小工抚摸着它们，感叹道：“就这样跟了我几十年。”“蔡济生为了做这套书，从装帧材料到印制的整个过程，都是倾注了心血的。”“做设计，你首先要知道这个书内容是什么，它表达了什么”，蔡济生想要书中的任何设计元素都与敦煌有关。
遵循这一思路，函套选用粗亚麻布裱糊，不仅因其经久耐磨，更是考虑到要与当年藏经洞内包裹敦煌文书的材料一致，“这样设计，就是还原一个当时的场景”。函套上面的贴纸取材于敦煌文书中一张有皇帝御“敕”字的残页，硬装封面用了深蓝色蜀锦缎面，上面有五个对齐的“寿”字。封扉上的“英藏敦煌文献”六个大字是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签。背脊是用英译书名，充分体现“民族风格，敦煌特色，中英合作气氛”。邹小工说：“在当时，作为内地的四川，能够做出这种装帧，是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内文版式设计，出版社组织了盛寄萍、杨潮、何华三位经验丰富的设计师。“作者在北京，内文设计要与作者沟通，为了方便，常住四川驻北京办事处，往来中国社科院，两点一线”，邹小工回忆。当时还是手工画版，配图片时若需要补拍，就要先把具体页面的版面空出来等待可用照片。“卷子照片的无缝衔接拼合，这都是他们的创意。在当时，难度很高。”另外，“图片下面加比例尺的做法特别了不起”，因为以前的文物图册，一般都只写多少厘米乘以多少厘米，没有直观的感觉。但是，比例尺一放在那里，就可以让读者通过比例尺来计算原件有多大，“这些都是开创性的，从前没有做过”。
四
经过六个月的奋战，1990年9月，第一卷样书终于制作完成。当年第一卷样书出来的情景，三十年后，时任四川新华印刷厂副厂长的程国雄仍然历历在目：“当我抱着八斤三两重的样书从装订车间下来时，就像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心情无比激动。”
既然是四川出版的书，印刷厂也想用四川的。当时省内最好的就是四川新华印刷厂。为了充分了解已有敦煌文献出版物的状况，蔡济生将印刷厂几位技术骨干带到四川大学图书馆，查看日本、韩国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文献影印图书。“看了以后大家认为我们要完成这套书的印制任务，困难很大。但是我们作为四川印刷厂的排头兵，应该责无旁贷地来完成这个任务。”程国雄还向出版社做出承诺：“我们的职工有雄心壮志，认为这是走向世界的机会，再大的困难也不怕！”
厂里决定由程国雄牵头组织一个攻关小组，由技术科、设备科、实验科、材料科负责人，以及关键生产岗位的技术骨干组成。小组组成后，先后突破了十几项技术难关，有几项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首先，材料购买就颇费心力。函套的粗亚麻布是四川隆昌生产的。本来隆昌生产的粗亚麻布宽幅很窄，只有请当地工厂专门增加宽幅织机来织。封面的蜀锦缎面，由四川丝绸公司生产。最困难的是内文用纸，英图提出必须由他们来选定，要求是五十年不霉变。出版社提供了中国、日本、韩国等十四个国家的纸样，难得的是，重庆造纸厂生产的海图纸被选中：不仅耐用，还有不反光、看起来舒服的特点。
印制需要迈过的第一关是制版。当时出版社把一些底片拷贝成照片让印刷厂试着生产，结果发现层次丢失、边缘变形。后来想了一个办法：选用一种凹印照相制版所用的宽容度大、感光度高、解像力强的感光胶片，拷贝成正片，即反转片。经过对拷贝工艺的灯光强度、曝光时间反复试验，摸索出一套拷贝工艺的流程。其后，配制了各种配方的显影液，对显影液的浓度、温度和显影时间反复进行了试验，选中阶调还原最完整的一种配方。通过拷贝和显影制出的反转片，将原稿上阶调、层次完整保留下来。制成反转片后，直接就可以上电子分色机扫描，制出了合格的印版，为这套书的清晰可读性打下了坚实基础。杨宝玉回忆道：项目原本就计划要额外制作一套反转片保存，而直接用反转片制版，省去了一些麻烦，还节约了成本。
第二关是印刷，要把印版上的各阶调、各层次通过黑白印刷全部反映出来，要求非常高的印刷机操作能力。为此，厂里指定并调好一台印刷机专门印《英藏敦煌文献》。接下来，从函套到封面再到装订，都要一关关地过。印刷厂从来没有做过函套，没有经验。函套所用厚纸板折痕线两侧需要各切出45度斜角。刚开始是用手工方法来切，做出来不规范，后来小组讨论想出办法——铣，“把纸板放在机床上铣，45度角就铣出来了”。硬装封面，要在凹凸不平的大8开缎面上大面积烫金是件棘手的事儿。印刷厂对烫金的压力、温度、烫金版反复试验，终于做出了合格的“英藏敦煌文献”六个大金字题签。装订方面，英图要求所用胶水五十年不霉变。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印刷厂联络上成都的一家粘胶研究所，克服困难开发了一种含水量成一定比例、无毒、无害、能够保持长时间的胶水，解决了函套、硬装封面上粗亚麻布和缎面的粘连问题。
这套书印装的高质量完成，得到了项目组的高度赞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联合赠送印刷厂祝贺锦旗。不仅如此，《英藏敦煌文献》是获国家级奖励的优质产品，在全国第六次书刊印刷质量评比会上获得了全国十佳作品第六名。“这套书的印制，对于四川新华印刷厂，是整个全流程的锻炼。”这套书出来以后，印刷厂才开始大量地做精装的、有函套的图书。攻克的十多项技术难题，对于印刷厂图书制作的工艺和品质，都是一个极大的提高。
五
1990年10月，蔡济生背着两本重达十五斤的样书参加在敦煌召开的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这两本样书成为研讨会上的焦点。在场十二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翻阅细赏后，使得“《英藏敦煌文献》是目前最清晰和最接近原卷”的观点没有异议。
在场的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的夫人一回到北京，就张罗为这套书召开大使招待会。10月5日，英国大使馆华光璀璨，关源博、蔡济生和近百位嘉宾到场，赵朴初和周祖谟两位老先生也都出席了本次招待会。会场上响起“为《英藏敦煌文献》出版，干杯！”“为中英合作成功，干杯！”的庆祝声。唐纳德大使感谢关源博、蔡济生两位杰出的出版人为出版这套珍贵的图书和中英两国文化合作做出的巨大贡献。
此前包括国外出版的敦煌文献图书，用的大多都是几十年前拍的缩微胶卷，有两大问题：资料不全，图片不够清晰。而这套书，是自己拿着原卷拍回上万张高清照片，通过各种科学处理首次将其印制成书，具有收录齐全、图片清晰、定名准确等许多优点。
学者对于资料都非常敏感，这套书在学界反响很大。有了这套书，后来的法藏、俄藏、国图藏等就都接续上来了，“等于说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浪潮”，促成敦煌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突飞猛进。这也是中国出版界奋发图强，补回了过去几十年国内没有出版高清可读的敦煌文献影印图书的遗憾。这套书的出版还具有文物保护的意义，因为正是有了这次的重拍、出版，英图后来专门请了一些中国专家去做修复、新拍工作。“如果没有我们这样一个项目，也许那些文书的修复和保护可能又要推迟好些年”，杨宝玉感叹道。
《英藏敦煌文献》的成书效果超越了同期日韩等国的敦煌影印作品，清晰度之高令整个敦煌学界都很吃惊。张弓回忆道：“池田温、土肥义和两位日本敦煌学者各买了一套。土肥有次见到我，说看这个比到英图看原卷都清楚。”他的一个韩国学生也买了一套。英图订购了二十套。1991年1月2日，《英藏敦煌文献》首批运销日本。
这套四川人民出版社老出版人举全社之力打造的图书，“当时所有的参与者都是齐心聚力”，这是四川出版的骄傲。四川大学的杰出教授项楚也不无自豪地说：“这是高品味、高质量、高科技的图书，标志着四川图书进入世界精品图书行列。”
（章涛为四川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邹近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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