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装书上的“新诗复古”

    ■尧育飞

    新文学的土壤总还不离许多旧的成分。传统的负累，或曰传统的生命，依旧不断延展，以致于胡适要写一部《白话文学史》，而周作人在《新文学源流》中更是拈出新文学的旧文脉，来为新文学开路。自然，新文学也有怒吼的，像郭沫若的《女神》《天狗》那般。只是并不足够多，大多数的新诗，不仅起初的内容和思想颇见生涩，如胡适《蝴蝶》那般温婉，就是文本的形态——装帧的样式，也不免留存诸多传统的痕迹。

    倘或平装书是与新诗般配的书籍装帧形式，是文学新样态的标志，那么，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线装与毛装的新诗。诗的格式和体态可以是新的，内容可以是新的，诗所要表达的情感可以是新的，而诗的物质摸样却依然要是旧的，要裹上线装书的外壳。

    唐弢、姜德明、谢冕等人都专门谈及新诗的线装本，把看似不搭界的新文学之先锋——新诗和旧文学之载体——线装书的关系做了细致的勾勒。譬如，新月社、绿波色的诗人于赓虞（1902-1963）第一部诗集《晨曦之前》，诗题是《沦落》《遥望天海》《红酒曲》等，音韵华美，无疑是新派的，其中纪念刘和珍君一首《不要闪开你明媚的双眼》更是古代诗人所不能道出的，而诗集赫然是线装的。这是1926年10月北新书局出版的新诗集。

    古到更古，却终于又新极了。俞平伯的诗集《忆》1925年由朴社印行，收诗36首、图18幅，开本小巧，并非线装，而是使用丝线装订，由孙福熙设计。以至于唐弢先生大为赞赏，说：“这样讲究的印本，在当时是很不多见的。”（《晦庵书话》）大约是受了家族深厚旧传统的影响，俞平伯尽管学说趋新，印书时，却总想往旧的样式走。他的诗要印线装，散文也仍然要线装，譬如1930年开明书店排印的《燕知草》便是如此。线装的作品多了，俞平伯反倒造成了新文学中独树一帜的新鲜。

    最好古的却并非浸染古意最深的，新诗人卞之琳和林庚，在诗集装帧上倒走得更远。姜德明曾说：“新文学史上用木刻来印新诗的，似乎只有卞之琳、林庚两位先生。”（《书叶丛话——姜德明书话集》）这里便有林庚的《冬眠曲及其他》。这是林庚的第四部诗集，大约印了五百部，分红、蓝两色印本，收诗作32首，书签是周作人题的，序是废名作的。这已是1936年了。

    以《断章》闻名的新诗人卞之琳，1936年甚至让北平文楷斋刻印《音尘集》，似乎以专门的铅字刷出这部诗集，自然它仍是线装本。“木刻雕版，丝线装订，宣纸朱墨刷印，外有金黄色的锦套，手工精致，古雅非凡，纯是一件新古董”（姜德明《新文学珍本丛刊序》）只是在试印了十几部朱印本之后，卞之琳“过了出书瘾”，居然没有再正式印刷。

    因袭的书籍传统是连第一流的新诗人也无法摆脱的。徐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1925年印行时，中华书局虽然排印，而终于选择连史纸线装。书印得寒碜，《晨报副刊》1925年3月9日曾刊登刘光一的介绍说：“在这小本子里就只光光的几十首自制的新体诗，书头没有序言，书背没有跋文，诗行间没有注解，就有一两处，却并不因他的诗特别的贵重，这倒的确是为印书成本的关系——呕心血作诗赚不了钱，印出去还得自己贴钱，那可是太惨了，这层也得请买主们原谅。”卖书的刘光一为作者叫屈，也为着销量，就把线装另一个秘密抖出来了，那就是便宜。大约在当时，线装倒比平装的成本廉价一些。

    徐志摩也有穷困的时候，而他的其他作品最终被迫做成线装，总不单是出于印刷成本的缘故。徐志摩去世之后，陆小曼收集徐志摩热恋时的日记，编为《爱眉小札》，1936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影印出版，也仍是线装。线装书，在爱护传统审美的人研究，大约还因它比平装书耐看吧。

    不惟自作的新诗集要选择线装或毛装，就连翻译外国人的诗作，新诗人也要往古的装帧方式去寻。譬如，梁宗岱翻译法国诗人梵乐希的《水仙辞》，1933年中华书局排印本，便是线装的。对此，唐弢在《线装诗集》一文中说：“至于译诗用线装本出版的，也不乏实例。据我所知，中华书局的泰戈尔《飞鸟集》和梵乐希《水仙辞》，就都是用的线装。这以后，王统照曾经以所译的诗，自费 印过一部线装的《题石集》。……至于新文人所作旧诗用线装本出版的，有沈尹默的《秋明集》、刘大白的《白屋遗诗》等等，为数更多，那就不在话下了。我很喜欢这种线装本，当然不是为了什么复古或者提倡‘国粹’，我以为用中国纸印书有许多好处。第一是纸质耐久，容易保存；第二是分量较轻，携带方便，第三是看起来便于把握，不像硬面洋装的一定要正襟危坐。当然，线装本也有麻烦，例如大量发行上有困难，印刷装订过程较慢，成本较贵等等，这一切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改正和克服。”在沦陷区的消沉心绪中，王统照译诗，也一并扎进故纸堆中，皈依了线装书的装帧。

    在唐弢看来，线装是可贵的。它的珍贵在纸张的耐久，在书籍携带的方便，自然也在更宜于阅读。线装书唯一的毛病，似乎只剩下成本较贵了（这一点或并非真切）。抛开这些，我们可以见到新文学的线装珍本书，在日记、散文、小说、学术论文等门类中都有，如林语堂的杂文集《大荒集》（上海生活书店排印本，1934年），是他的第二部文集，也是他杂文的代表，却依然要以线装的形式。而在新文学的诸门类中，线装书用得最多的大概还要算新诗。譬如，新月社诗人孙毓棠的《梦乡曲》（震东印书馆，1931年）仍是毛装本。而著名新诗人刘半农，1926年由北新书局刊印《扬鞭集》，是铅字蓝印，毛装。等到1933年刊印《初期白话诗稿》，北平星云堂书店影印，仍是线装。骨子里的线装书情结，新诗人及其拥趸终于是掩盖不住的。自然，这样的装帧免不了挨骂，刘半农的《扬鞭集》，便被人讽刺为“陈尸人的装束”。可见，在新时代，先锋的文学固然阻力重重，而先锋的新诗要玩一把“复古”，同样不轻松。

    新诗诞生迄今已走过百年，早期诗人们遮遮掩掩的古雅的爱好，自然无需再隐藏。近些年，颇有许多新诗人也印行线装诗集，而北京的煮雨山房更是雕版刷印了一批新诗集。思古之幽情及传统文化的魔力，终于为新诗的线装本外衣廓出了朗朗晴空。至于今日，再没有新诗线装本需要背负守旧嗜古的骂名，反倒因此增添了一点风雅的赞誉，成为传统文化热潮中细分的案头雅玩之物了。

    回到百多年前，新诗线装本确实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文学场，更值玩味。试想一想，新诗的酒稍稍用了一下旧瓶，或许是诗人的玩笑及书癖的偶或流露，或处于成本的计算，而终于为新诗的接引开了一条新路，即兜售新酒可以用旧瓶。这既给踌躇的新文学爱好者以接受的缓冲，又便于招徕旧文化的拥趸加入新诗阅读与创作的阵营。新诗运动的成功，或也有线装本的一份功劳吧。自然，新文学的“复古”，不仅在新诗用了线装本，也在新诗批评用了传统的“诗话”调门。譬如，新派的批评家李长之在《新诗诗话》开篇就说“旧诗有诗话，难道新诗不可以有诗话么？”旧的文体是可以为新文学服务，应当也是当时文坛新派人物的真实想法，虽或他们在公开场合谈的并不多。然则这样的“西体中用”，就是新文学中耐人寻味的“复古”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