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朋友查金先生

    ■由于国际出版界对中国出版业的缺乏了解和少数人的偏见，在2015年之前的30多年中，中国版协加入国际版协的申请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受理。查金先生担任国际版协主席后提出：“全球第二大出版国都不是协会的成员，国际出版商协会怎么能称自己国际化？”

    读我的老朋友查金先生《亲历世界出版5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即将出版）这本书，和与他面对面交流一样，能在轻松、自然、真诚气氛中感受到他的睿智与严谨。这本书与其说是作者个人传奇职业生涯的回忆录，不如说是过去50年世界出版业发生的真实故事。本书可作为过去50年（1972～2022）世界出版的信史去读。正如本书副题强调那样，是“不可否认的个人出版史”（AN UNDENIABLY HISTORY OF PUBLISHING）。

    阅读此书我们可以像亲历出版历史那样，感受50年来世界出版业的理念、技术、工艺、经营管理、企业文化和出版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迁。感受一位严肃的出版工作者，如何与时俱进，在推动出版创新与发展的同时，坚守出版的功能，为之奋斗、乐在其中、功成名就的历程。如果对照英文本读，会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乐趣。

    世界出版通常分为三大板块，即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和学术出版。这三大领域通常有不同的出版理念，不同的定价方式，不同的销售模式，不同的管理方式。50年间，查金先生几乎从事了三大出版领域的所有重要出版和管理工作。查金先生1972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入职乔治·哈拉普（George G. Harrap）出版公司，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最初几年从事的是大众出版。此后，他分别在牛津大学出版社、里德爱思唯尔集团、当代科学出版集团、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等多个大型出版企业担任高管。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他和同事主持完成了《牛津英语词典》的数字化转型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在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出版了JK.罗琳享誉世界的《哈利·波特》系列；在麦克米伦公司，他和同事推动了《自然》杂志的发展，顺应学术出版的理念变革，探索了公开获取（OA）环境下期刊出版的盈利模式。

    查金先生曾任国际出版商协会、英国出版商协会，以及知名图书俱乐部——图书协会的主席，也是法兰克福书展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和板球知识产权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查金先生目前担任Nkoda音乐公司顾问，并经营自创的出版公司门施。他同时在伦敦传媒学院、伦敦城市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担任出版专业客座讲师。

    查金先生所历经的每一个重大抉择、所推动的每一项出版创新，都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无论是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学术出版，还是科技期刊的崛起，他都秉持“守正出新”的理念，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寻求平衡与突破。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出版的“本”在于内容的品质与文化的精神，而技术革新则为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在两方面的结合上，查金先生可谓得心应手。查金先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广泛的教育背景有关：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曾是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项目的学员，还是牛津大学格林坦普顿学院的特聘研究员。

    在本书英文版的序言中，查金先生明确提出，“出版业近50年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比再往前500年还要多。我本人有幸参与其中，见证了许多重要时刻”。他坦言，在本书中，他“想突出的是行业内的重大变化：决策的重要性，技术的影响，团队的组织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举措”，他做到了。本书不仅是一部关于出版人的职业回忆录，更是对全球出版业过去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深刻洞见与思考。半个世纪的世界出版，经历了技术的革新、市场的洗礼、文化的交融。从手工排版到数字出版，从本地出版到全球传播，出版人不仅推动了知识的交流与普及，也见证了文明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查金先生以其五十年的从业经历，用翔实的内容、生动的笔触，饱含文化情怀地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跨越传统与现代、融合技术与文化的出版业发展画卷，为出版人提供了珍贵的经验借鉴与思想启迪。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在科学、技术和医药出版（STM）、教育出版、数字出版、大众出版、少儿出版等多个领域为家族企业、公共企业、大学企业和初创企业工作过。这位天赋异禀的出版人，在这本回忆录中透过自己的出版经历，记录了英国乃至全球出版业的深刻变化，还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让读者领略到英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社会风貌。这些故事不仅是查金先生个人的出版实践，也是一个个生动的出版和商业案例，是出版业的变革与繁荣的见证，为全球的业内人士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和借鉴。

    本书关注中国出版业与世界出版业的合作与交流，展现了作者的宽广胸怀与视野。查金先生曾担任英国出版商协会主席和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他高度重视中国出版业和世界出版业的交流与合作，并且贡献良多。

    这里讲两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一件是，正如他在中文版的序言中满怀深情表述的那样，“对我来说最大的荣誉莫过于2017年获得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很少有什么事情能比获得这个奖时的激动心情，以及这项荣誉的尊贵和重要性相提并论”。

    另一件是，他为中国出版协会加入国际版协所作的贡献。由于国际出版界对中国出版业的缺乏了解和少数人的偏见，在2015年之前的30多年中，中国版协加入国际版协的申请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受理。查金先生担任国际版协主席后提出：“全球第二大出版国都不是协会的成员，国际出版商协会怎么能称自己国际化？”此后，他为中国版协加入国际出版商协会作了大量工作。2015年，我率团赴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出版商大会，就中国加入国际版协作了陈述，围绕中国的版权保护和出版自由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辩论，得到了绝大多数国际版协成员的支持，高票赞成中国版协成为国际版协的成员。正如查金先生所说：“2015年以后，中国出版协会是国际出版商协会非常活跃且十分重要的成员，在国际版协下属的几个重要委员会都有其委员，中国版协的声音也得到了倾听和尊重，我同时认为中国出版界因此对西方出版产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对东西方文化和科学领域信息更大量、更自由的流转来说是必要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查金先生还期待：“随着出版业面临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在技术和法律方面的挑战，中国将在确保这些技术带来益处、消除弊端等方面起到主导作用。”毋庸置疑，中国版协和国际版协加强交往，有利于世界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

    该书众多的出版趣闻、画龙点睛的书名，彰显了出版人的深厚文化底蕴。比如，查金先生在书中信笔提及他遇到的许多名人轶事——麦当娜、杰弗里·阿切尔、罗伯特·麦克斯韦尔、保罗·汉姆林、穆罕默德·法耶德等，有的令人忍俊不禁、有的令人拍案称奇。又比如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工作期间，发现了懂40国语言的印刷厂校对人员，发挥该员工的才华后，给出版社又带来想不到的文化成功。尤其是读到查金先生用优雅、风趣、幽默的笔调和双关语，讽刺出版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非理性挑战时，每每令人哑然失笑又惺惺相惜。

    本书英文名巧妙地借用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的一首著名歌曲MY BACK PAGES，通常这首歌翻译为《辉煌岁月》或者《我的昨天》。歌中表达了迪伦那种“纵有重重陷阱，我仍然翻越前行”，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和一定要到达彼岸的追求。当我写完最后一行字时，我情不自禁地再次聆听迪伦的这首歌。当听到歌中反复出现的那句“啊！ 昔日我曾苍老，而今却风华正茂”（Ah 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 I’m younger than that now）的歌词时，我想，这不正是世界出版人不忘文化初心，坚持与时俱进，永葆出版朝阳产业的辉煌的生动写照吗？

    （本文作者为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