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以疑为法：我读柏格森和怀特海

    ■肖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2024年撰写了长文《文化整体主义：比较美学的陷阱——以宗白华、方东美为例》（《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9、10期连载）。围绕着这篇文章的写作，我阅读了系列书籍，其中最受启发的是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怀特海的《科学与现代世界》。这两本书，我阅读的是英文版。从对这两本书的阅读理解，我再反观宗白华和方东美的系列论著，发现了他们在援用柏格森、怀特海论说中的简单化和误解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他们在中西艺术比较中的根本性错误。

    写于1907年的《创造进化论》是柏格森最重要的代表作，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迄今为止，只有两部哲学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另一部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1889年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柏格森已确立他的生命哲学思想，即反对将时间空间化的宇宙观，主张以无限绵延的生命运动为本体构建人与物质统一的世界存在。与传统世界观寻求稳定的、数学化的物质秩序相反，“绵延”成为世界存在和运动的真正动力及本体。“绵延”作为生命和世界的本质，具有“瞬间的相互渗透性”和“反数学推理的不确定性”。作为柏格森哲学体系的集中表述，《创造进化论》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以绵延的无限性和自由构造，从而将宇宙的存在表述为与艺术创作一样不确定和无目的的“自由创作”。在柏格林看来，传统欧洲哲学将宇宙视为一个几何学的构造，而他的创造进化论则以生命绵延的不可预测性定义宇宙。他说：“机械论越是强调几何性，它就越难以承认任何存在物是被创造的，甚至纯形式也被否定。只要我们是几何学家，我们就必然拒绝不可预测性。确实，我们只有作为艺术家，才会接受它。因为艺术依赖创造，潜在地相信自然的自发性。”

    怀特海哲学的代表作是1929年出版的《过程与现实》，为怀特海哲学最体系性的表述。但是1925年出版的《科学与现代世界》作为一部由系列演讲组成的小册子，不仅对《过程与现实》具有思想先导性，而且以其对17～19三个世纪欧洲文化的科学主义的系统批判，明确地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树立为一个文化救治路线。在该书的“科学与哲学”一章中，怀特海说：“柏格森将生命科学的有机概念引入哲学。他最彻底地摆脱了17世纪的静态的机械主义。他对空间化的抵抗就是抵制牛顿的自然概念——这个概念被视作除某种高度抽象外的一切事物。他被定义为反理性应该限定在这个意义上。在某些表现上，他复归到笛卡尔；但是，这个复归伴随着他对现代生物学的明确掌握。”无疑，作为怀特海哲学核心范畴的“过程”是以柏格森的“绵延”为基石的。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欧洲科学主义的反对者，怀特海与柏格森一样，不仅将直觉作为艺术原创力，而且认为只有通过直觉才能恢复个体与世界的有机联系，从而复活文化的生机。在《科学与现代世界》的结论一章“社会过程的追问”中，怀特海说：“我们缺少的是对一个有机体在它相适的环境中获得的生活价值的无限多样的欣赏。虽然你理解天文地理，但你仍然可能错失落日的霞光。在它的现实情景中直观一件事物的真实景象是无可替代的。我们需要对一束投射在某个确切之物上的光芒的真实感受。”

    从宗白华的《形而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和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看，他们深受《创造进化论》和《科学与现代世界》两书的影响。柏格森和怀特海对近代欧洲文化的科学主义立场——数学、理性主宰世界认识和生活——的批判，成为宗白华、方东美中西文化比较观的文化前提和思想基础。宗、方二人都在指认西方文化是数学的、物理的，因而是机械的、主客对立的同时，认定中国文化是感悟的、生命的，因而是有机的、主客交融的。宗白华在《形而上学》中将毕达哥拉以数为万物之本的哲学观念与《易传》哲学的易象论做比较时说：“（西方）从物质结构、数学天文出发，非从生命出发，故其秩序偏于理数。中国从生命出发，故其秩序升入中和之境。”这个以“数理”和“生命”对立做中西文化对比论断，不仅是宗白华的基本思想，也是方东美的基本思想。

    但是，他们二人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柏格森和怀特海在批判科学主义的时候，绝没有在整体意义上以“科学主义”定义欧洲文化。事实上，柏、怀两人都认为艺术（当然是欧洲文化内部的艺术）是对科学主义纠治之术。准确讲，柏格林和怀特怀所揭示的直觉与理性、艺术与科学的欧洲文化内部冲突，在宗白华、方东美的中西艺术比较中被置换为中西艺术对立。这个跨文化置换，形成了他们这样的中西艺术对立论断：中国艺术是表现的、生命的、灵动的，西方艺术是再现的、数理的、静态的。

    承绪柏格森、怀特海的文化生命主义旗帜，宗白华和方东美在判断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艺术）是世界上最具生命精神和生命自由的文化类型的同时，两人均将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归宗于《周易》哲学的“阴阳之道”。宗白华说：“阴阳二气化生万物……这生生不息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方东美说：“天地之心，盈虚消息，交泰和会，协然互荡，盎然并进，即能蔚成创进不息的精神（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然而，《周易》哲学绝非以张扬生命为宗旨。《周易·易传下》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帅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周易集解》，665—669）东晋干宝注释说：“言《易》道以戒惧为本，所谓‘惧以终始’，归无咎也。”（《周易集解》，668）概括讲，将个体生命意识规驯入“以戒惧为本”的思维模式中，是《周易》的哲学宗旨。在这个宗旨下，“惧以终始”。

    显然，宗白华和方东美在将以现代个人自由为核心意义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套用到《周易》上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种“生命”观念之间的中-西、古今对立。将本文前面对《创造进化论》和《科学与现代精神》两书要旨的择要概述与作为《周易》哲学集中表述的《易传》作对比，就可清楚发现，柏、怀二人的生命精神是与《周易》哲学的生命观截然相反的。我阅读柏、怀二人这两本书，直接的收获是认识宗白华和方东美对柏、怀二人学说的误解和错误引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借助于《创造进化论》和《科学与现代精神》两书，我对《周易》哲学的宗旨有了清晰的认识——这个认识反映在《文化整体主义：比较美学的陷阱》的第三节。

    今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新著《以神为马——中国美学的游与思》。在这本文集中，除收录这篇《文化整体主义：比较美学的陷阱》外，另有《红楼梦的美学意蕴》《从风骨到神韵——中国诗学再探本》和《庄子美学辨正》等多篇近5年内写作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题均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诸多流行观念的反思和批评。陆象山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读书无法，以疑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