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与汉冶萍公司的技术引进

    ■史斌

    工业革命以来，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钢铁工业成为世界工业文明的标志性产业之一。当代中国钢铁工业肇始于洋务运动时期，汉冶萍公司是近代钢铁工业最具代表性的企业。盛宣怀是晚清洋务名臣，主持中国电报总局、中国铁路总公司、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多家洋务实业，其中，尤以汉冶萍公司倾注心血最多。尽管汉冶萍公司诞生以来命运多舛、困难重重，但是也具备了大机器生产、高级工程师、产业工人、企业制度等工业文明的基本要素，为中国钢铁工业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奠定了基础。回顾汉冶萍公司技术史，对于分析早期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悲怆的绝唱：盛宣怀与汉冶萍公司》一书运用丰富的史料介绍了盛宣怀主持经营汉冶萍公司的历史进程。全书既展现了围绕汉冶萍公司的经济与政治历史纠葛，也探讨了早期钢铁工业的机械化生产等技术问题，特别是放大了大变局之下的诸多历史细节，使人物、事件、商业博弈、政治斗争、工程建设、工业生产等问题变得更加清晰饱满，全景展示了大机器生产时代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

    汉冶萍公司的前身为汉阳铁厂，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建，建设初衷是为卢汉铁路生产轨道钢材。汉阳铁厂采取官办模式，由于技术滞后与经营不善等原因，铁厂出现严重亏损。1896年，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先后任命郑观应、李维格等人为铁厂总办，按照官督商办的模式进行生产经营，经过技术革新与改造扩建，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矿石开采能力、焦炭烧炼水平、冶金技术水平、钢铁产量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被誉为“中国二十世纪之雄厂”。

    1908年，按照完全商办的模式，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联合组建“全国富强命脉所系”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公司规模更加恢宏，钢铁产量达到了晚清时期的历史高峰。然而，由于长期举借日债，汉冶萍公司逐渐被日本染指，辛亥革命以后，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对公司的控制。1916年，盛宣怀去世，一生操劳终成“悲怆的绝唱”。

    与以往的汉冶萍公司史不同，《悲怆的绝唱》一书聚焦了公司的一个特殊群体——外国工程师，运用三章内容进行了专题讨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技术转移是由外国工程师完成的，因此，外国工程师问题对于汉冶萍公司史研究十分重要。汉阳铁厂之前，中国曾经建成福州船政局铁厂、青溪铁厂、凤凰岗铁厂等钢铁企业，然而，这些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生产规模远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为了引进先进生产力，获得西方先进钢铁生产经验，“访聘工师”成为盛宣怀主持汉冶萍公司之后的重要工作。

    1904年，盛宣怀委派李维格带领赖伦、彭脱等洋员前往日本、美国、欧洲的钢铁企业，考察各国钢铁工业，同时造访梭德等国外钢铁专家。在这次“若夜行得烛”的考察中，盛宣怀表现出求贤若渴的热情，“不拘何国人，但求有本领、有条理、有忠心。此次不惜费用，特派该参赞出洋亲自访求……总以得人为第一宗旨”。

    按照盛宣怀的用人方针，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聘任了一批洋员，包括铁厂工程师贺伯生、白乃富、德培、吕柏、堪纳第、时维礼、卜聂、拉夫、戈阿士、约翰生、威德、史麦尔、尼·连斯、弗·连斯、阿林伯路、哀敷郎子、波拉等人，矿务工程师赖伦、马立师、郭师敦、毕盎希、巴庚生、司辰兹、帕德波古、克本、马克斯、莫凯、科纳等人。这些外国雇员分别担任总工程师，以及制图、装机、化学、高炉、铁轨、轧钢、烘钢、炼焦、矿务等项工程师，推动了西方钢铁工业的技术转移。以铁厂洋总管吕柏为例，吕柏主持建造了多座马丁炉与混铁炉，建成了轧钢厂、钢轨厂、钢板厂、轧辊厂、机器修理厂、电机厂等设施，使公司的钢铁产量得到大幅提升，其工作能力得到了公司上下的肯定，“洋匠责任以吕柏为最重，办公亦以吕柏为最勤”。

    《悲怆的绝唱》一书在讨论日本侵夺汉冶萍公司利益的过程中，也论及了日本工程师的工程技术活动，与西洋工程师相比，日本工程师的技术活动具有更加明显的经济与政治企图。通过签订一系列合同，日本取得了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的使用权，将派遣工程师作为侵占中国煤铁资源的重要手段，“德国工师遂被辞退，而代之日人，此大冶铁矿由德而入日人之历史也”。日本的大岛道太郎等工程师名义上是企业生产环节的技术人员，实则是侵占中国矿务权益的代表。作为日本在华利益的代理人，日本工程师的主要职责就是勘探、开采、控制、运输中国的矿产资源，侵夺中国的煤铁权益。

    汉冶萍公司的机械化生产

    《悲怆的绝唱》一书介绍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实施机械化生产的历史过程。历经晚清多场商战，盛宣怀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技术革新思维，接手汉阳铁厂之后，他意识到技术滞后是限制铁厂发展的主要原因，于是派遣李维格出洋考察。，李维格历经八个月考察后向盛宣怀递交了近万言的《出洋采办机器禀》，详尽阐述了汉阳铁厂的改造扩建方案，建议购买新型钢铁生产设备，从炼铁、炼钢、轧钢三个方面推进铁厂的机械化技术革新。

    盛宣怀接纳了李维格的建议，汉阳铁厂分别安装了炼铁高炉、大型碱性马丁炼钢炉、混铁炉、钢坯机、工字桥料机、钢板机、钢轨机等生产设备，可以生产钢轨、鱼尾板、枕钉、螺丝、钩钉等产品。与早期汉阳铁厂相比，汉冶萍公司的技术革新路径更加明确，也更加符合工业革命以来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关于汉阳铁厂炼钢方法由贝色麻酸性转炉变为马丁碱性平炉这一重要技术问题，《悲怆的绝唱》一书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颇具独到之处。按照《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等多部作品的观点：由于大冶铁矿含磷较多，使用贝色麻酸法不能有效去磷，以致炼出的钢材含磷过多，因此，李维格出洋考察之后，遂全面改为马丁碱法。然而，本书则认为，此说实为以讹传讹，大冶铁矿并非全部是高磷矿石，中国曾长期对日本输出低磷优质的大冶矿石。由于萍乡焦炭含磷较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原本可以采取低磷矿石搭配含磷焦炭的贝色麻酸法炼钢方案，这样一来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并且减少炼钢成本。然而，面对日本的重重压力，盛宣怀只得承诺，“饬冶局选运磷轻好矿，留磷重自用，藉表交谊”。由于低磷优质矿石优先供给日本，汉阳铁厂被迫放弃贝色麻酸法，采用马丁碱法，以高磷矿石炼钢。上述论证过程展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与敏锐的历史嗅觉。

    除了汉阳铁厂之外，萍乡煤矿也引进了机械化生产技术，成为中国近代重要的大型煤矿。萍乡煤矿早期采用土法挖煤和土法炼焦，焦炭产出效率较低，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随着汉阳铁厂建立机械化生产方式，萍乡煤矿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铁厂的焦炭需求，因此必须进行技术革新，实现机械化生产。经过张赞宸、赖伦等人的努力，萍乡煤矿引进了采煤、洗煤、炼焦、通风、提升、凿岩、动力、照明等机械化生产设备，修筑了便于煤铁运输的株萍铁路，成为中国最早实现机械化采煤、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企业，为汉阳铁厂的钢铁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盛宣怀述萍乡煤矿成就谓：“臣亲履煤井，深远六七里内用电气车，巷如棋盘，其所出煤每日已千数百吨。仿用西法以洗煤机涤尽渣滓，以炼焦炉制成焦块，极合镕化钢铁。此矿开辟华矿利源，抵制洋煤漏卮，综其劳绩，实逾寻常。”

    汉冶萍公司的发展历程是大机器生产方式取代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先进技术在这一进程中居于关键地位，对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汉冶萍公司是中国近代机械化生产企业的集中代表，其发展历程推动了西方炼钢、轧钢、采矿、洗煤、炼焦、电气、运输等工程技术的转移，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留下了厚重的历史遗产。

    关于本书的几点思考

    汉冶萍公司史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各类学术研究与社会讨论巨细靡遗。在此背景之下，作者能够别开生面，著成一部近百万字的作品，其史学思路值得深入品味。《悲怆的绝唱》一书没有停留在汉冶萍公司史的线性描述之上，而是关注了前人较少专门讨论的外国工程师、机械化生产、江浙资本等历史问题，运用数章内容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使汉冶萍公司史的深度与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悲怆的绝唱》一书极其重视人物关系的历史细节，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当时的人物心态、政治斗争、经济博弈、社会矛盾等历史问题，更多地回到历史现场，感知汉冶萍公司与中国近代史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盛宣怀接办铁厂时的“耕钓之思”、盛宣怀如何获得翁同龢的支持、盛宣怀与谭嗣同短暂的煤矿之缘，以及辛亥以后盛宣怀、袁世凯、日本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等，不仅读来颇有一番味道，而且使汉冶萍公司史的传统线性研究变得更加丰富多元。

    然而，从核心史料“盛宣怀档案”的使用情况来看，仍有一些档案文献尚未得到充分发掘，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盛宣怀档案藏于上海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本书使用的盛档主要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盛宣怀未刊信稿》《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盛宣怀实业函电稿》《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等早期文献，与之相比，近十年出版的《盛宣怀档案选编》（全一百册）和《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全四十八册）却并未涉及。值得一提的是，《盛宣怀档案选编》和《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均为影印版，可以看到信函、批文等文献的修改痕迹，对于分析人物思想、人物关系、商务交涉、政治斗争等历史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上海图书馆藏盛档中还有大量机器与产品的检验单据，可以用来评估公司的技术路线与工业水平。当然，全书运用的史料已经相当丰富全面，足以支撑研究结论。

    《悲怆的绝唱》一书并非科学技术史著作，但研究内容却与科学技术史关系密切。根据本书研究思路，汉冶萍公司史可以拓展到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许多领域。同时，汉冶萍公司技术史研究也可以借鉴本书的写作思路，将技术问题辐射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探讨汉冶萍公司工程技术背后的多重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