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出发”与“立足中国大地”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我今年读书主要是在两个方向，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二是历史地理。读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侧重于经济学方面，因为这是从问题出发——我们考虑、应对当下的紧要问题，还是要学习经济学。至于中国的学问，章太炎先生曾经说过，这主要是三种，一是语言文字，一是典章制度，再就是历史地理。读历史地理，简而言之，是为了立足中国大地。

    经济学方面，我读了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经济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书是1994年出版的，距今已经三十年，三十年沧桑巨变，三十年后的今天，这本书出了“30周年纪念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这本书常读常新。

    经济学是西方来的学问，中国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是从严复《国富论》开始。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三个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是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桥梁；而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中西文明交流的桥梁。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关键在于融合中西马，关键在于这个桥梁。而建这个桥梁，并不是一代人，也不是哪一个学科独自可以完成，但基础在于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写在林毅夫先生为这本书写的序言里。我读了他们三位老师的书，向林老师请教，我说，现在的学术界——包括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的只讲马克思主义，讲新古典经济学的，只讲新古典。这个不行，讲马克思主义，不能离开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与发展，讲西方经济学，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关键问题在于结合。我这个观点，林老师也很赞成。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明的结合，它不仅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其实也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绝大问题，也是世界学术思想的重大问题。想来也正是三十年前，也是1994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当代西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与一位著名的中国哲学家谈话，而他们讨论的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的结合。今年，杰姆逊教授去世了，我就把他的书《新马克思主义》找出来读，特别是认真重读这篇谈话，三十年沧桑巨变，斯人已逝，真理常存。感慨万千。

    读的过程中，我在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结合点在哪里？ 这篇谈话里说，第一在于唯物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就是唯物论。而讲到唯物论，讲到发展科学技术，讲到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的同时，当然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如何思考技术发展与人类安全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这篇谈话里有共识，也有巨大的争论与分歧。第二是辩证法，辩证法的核心就是矛盾，我们分析中国与世界，出发点就是正确地分析矛盾。从提出矛盾、分析矛盾、解决问题出发，这就是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基本方法，而这就是辩证法的要害。第三，是杰姆逊说的“集体的实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关于以集体实践为中心，还是以个人自由发展为中心，这篇谈话里虽也有共识，但同样存在着更为巨大的争论。在杰姆逊去世后的今天，我重读这篇谈话，深刻认识到：离开了唯物论、辩证法和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世界意义，尤其不能深刻理解其对于当前人类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今年，我去了山西、陕西和河北。这一路上，我带着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读这本书，读的是“中国道路”；读这本书，我一次次地体会，什么叫做“把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出陕西入山西，出井陉进正定，这是秦的一统之路，也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胜利之路。李世民西出陕西而有盛唐，毛泽东东出太行而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在正定沉思古今，在临汾陶寺博物馆认识中国之“中”的起源，在陕西和朋友们一起重走柳青的道路——如果说，陕西是左肩，河北是右肩，山西就是颈椎骨，在中国大地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识新知，重逢旧友，这是我的学思践悟。

    多少年了，我没有机缘静下来心无旁骛地学习。岁末，中央党校给了我这样的机缘，张宏森同志来给我们讲中华文明与新时代文学，赵磊老师来给我们讲大国外交——我第一次感到，听课学习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听老师上课，读他们的著作，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同学们给我讲阿拉伯文明，讲西方的艺术与中国的艺术，围绕着党的创新理论，我们一本本地读书，读经典，互相交流；党校宿舍的灯光，那么温暖，让我想到，延安的岁月，大概就是这样吧。

    毕业了，我们在毛主席的塑像下合影，塑像下写着——走我们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