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谈票券上的历史遗痕

    ■何农

    先父在收藏用过的影剧门票过程中，有一个习惯，往往在票券背后写上所看的剧目或影片名称，甚至演员姓名。比如一张1979年5月3日北京人民剧场的入场券，票价六角，背面写着“世海 藕塘关 空城计”。这一定是袁派花脸创始人袁世海的拿手好戏。名角名剧，六角钱应该也是当时最贵的价钱之一了。另外一张中国戏曲学校排演场的票，后面写着“高盛麟《独木关》”。

    还有一张交道口电影院的入场券，价格为两角，票背面记着“长城，香山，颐和园，东陵，七星岩，泰山，黄山”，估计放映的是一部旅游纪录片。彼时中国人难得外出旅游一次，因为闲钱不足，旅行条件不佳，社会环境总体来说也不鼓励。买张飞机票、住个店还需要单位介绍信呢。胸中纵有五湖四海万水千山，也不得不终日面对眼前的鸡零狗碎柴米油盐。除了上山下乡去干校，很少有人去外地旅游，更甭提坐飞机和出国了。借用探亲或出公差的机会，是当时大多数人参观旅游的主要方式。

    先父第一次出远门，应该是1978年夏天。他一个人去青岛我大伯家探亲兼旅游。出远门指的是在火车上过夜的那种长途旅行，而不是从北京去一趟天津或唐山。他的青岛之行当然是件大事，有一套票证可以证明。

    首先是一张便笺，记录着应办和待办的事项，每一项的旁边画了对勾的，应该是已办妥的。一侧还用小字标注了“76，5，计划去青岛”，说明这是一趟计划多年的旅行。

    然后是一张1978年5月7日的“代用票”，标明：北京站至青岛，客票票价13.2元，快票价2.6元，合计15.80元，“座别硬，列车长 赵”，以及车厢号和座位号等详细信息。在此之前的一天，还有一张电报费的收据，0.42元，14字，先父在页边用钢笔写着“发青岛电报”，应该是通知对方抵达的时间。另有青岛市的公共交通票和电影票，票上印有“最高指示 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青岛海产博物馆参观券等各类票证若干。青岛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抑或一叶扁舟万家灯火，一定让先父心情愉悦非常。再加上那年我考上了重点中学，我记得整个夏天他都是乐呵呵的。

    有一张北京市音乐堂的门票，背面我父亲用钢笔写上了“评戏。没人去”。另一张北京展览馆剧场的票，后面也写着“歌舞（未去）”。他只喜欢京剧，反感评戏的唱腔，对歌舞也全无兴趣。有了票不去也就罢了，还要记下来。

    一张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的入场券背后，写的是“铡美案（边看）”。“边”应该是我父亲为数不多的有共同语言的老朋友边乃枢。大概是他没有一同去，边叔叔自己去看了，回来把票交给他收藏。

    一张二七剧场的票，背后记着“75，5，2，平原作战”，应该指的是1974年崔嵬和陈怀皑联合导演的那部京剧艺术片。文革前老电影的大批解禁，还要等到四年后的1979年。

    还有一些参观门票。譬如这一张，印的是“颐和园殿堂票”，背后用钢笔写着“1978，2，8，雪”。我父亲一辈子去过600多次颐和园。去过颐和园次数更多的人肯定不少，但像先父这样几乎每次都有文字记录的，应该不多。这是他亲口说的，从第一次我爷爷带着他去，他就在日记本上记下来了。以后每次去颐和园他都有记录。

    一张“北京市长途汽车公司（定时客票），票价两元”的车票背面写着“潭柘寺”，票面上用红戳盖着日期：1980年8月31日。对北京城里人来说，那时去趟40公里外的潭柘寺也算是件大事了。

    重要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于票券及其场地举办的活动内容。有三张北京体育馆（崇外龙潭湖）和北京工人体育馆的入场券，背面用钢笔记录着活动主题，分别为“74.9.18上午 崇文区宣判大会”、“宣判”和“公判大会”。当时对刑事罪犯的宣判，经常是在这种有数千乃至上万座位的体育馆里举行，以增强威慑力，造成尽可能强烈的社会效果。透过这些不过几平方厘米大小的彩色票券，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时代气息。

    票券上的历史遗痕，令人回忆，更令人深思。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