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感

    ■郭小聪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最先提出了“文化软实力说”。“实力”是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概念之一，而一国文化在国界之外的影响力，可以视为软实力；但在国界之内，一国文化所具有的向心力与感召力，则应称为凝聚力。就国家实力而言，凝聚力与软实力本是一体两面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潜力。

    约瑟夫·奈也承认“民族凝聚力”是“无形的力量资源”，但很少论及。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本国文化软实力对别国施加无形的影响，以事半功倍地服务于美国利益：“如果我能让你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就无需强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了。如果美国人代表了其他人愿意仿效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发挥领导作用。”

    各国有各国不同的生存之道和立国之本。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传统社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凝聚力与软实力相辅相成地产生影响。但中国人更偏重于内部的励精图治，国泰民安，务实，内敛，这是文化的根性，也是历史的经验。正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虽然广土众民，地方性的差异不少，中国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同构型，政治权力可以更迭，文化认同则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

    以西方人的历史眼光，中国地理人文环境千差万别，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长期不平衡，有些地方甚至语言不通，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种种差异和冲突，极易造成分离倾向。但中国为何仍能保持长期统一？各地中国人又是凭着什么样的精神磁力线保持着彼此的国家认同感，“和而不同”而又守望相助呢？

    中国香港学者程美宝的《地域文化和国家认同》一书，通过对晚清以来广东地方文化观念的社会学考察，给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答案：对中国而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长期共存，并不会构成分裂的威胁，各地文化的积极竞争，反而会促进对国家的精神认同，给社会生活带来更具活力的凝聚作用。抚今追昔，的确如此，中国无论哪个朝代哪个地方占据了文化优势地位，都会首先强调其与国家文化的关系和贡献，颇有彰显中华文化兴盛在某地的意思。在古代，越是偏远地区，越是追溯与中原开化文明之渊源。而在当代，如奥运会上各省市津津乐道于本地所获金牌，其实共同洋溢的是为国争光的心气和喜气。甚至连痛苦的历史过往，也会因“打碎牙齿和血吞”的共同记忆而不可思议地变成凝聚力的一部分。

    相反，一个国家若长期处于政治分离状态，缺少共同的生活体验，即使有共同的文化根基，久而久之也容易分道扬镳。正如首倡“地球村”概念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谈到魁北克分离主义问题时指出的，一个国家维持统一的硬件固然重要，但更可靠的还在于软件，在于患难与共的情感共鸣，这才是信息社会条件下也不会丧失的精神内核。如果各方分离时间过长，大到政府号令、规章制度，小到学生课本内容、节假日安排的不同，各自的民众都没有什么共同记忆，也没有日常情感的交集，那么长此以往，自然会渐行渐远，形同陌路，甚至漠视法理分裂的不幸现实。一旦兄弟阋墙、国家分裂，很有可能，原有的文化凝聚力并不会顺理成章地变成相互黏合的软实力，共同的文化基础也不会令双方心存感念、藕断丝连，反而可能由爱生恨，爱恨交加，更加绝情。特别是相对弱小的一方，为巩固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往往会刻意强调彼此的不同，斩断文化之根，又因知彼知己而常能戳到要害，刀刀见血，事事锥心。毕竟，一旦同处于国际社会，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就要比亲缘文化的影响大得多。

    另外，还须指出，国内的凝聚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国外的软实力。比如，“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国理念很难被外人领会在心。由于文明、文化形态复杂各异，历史恩怨纠缠不清，实力与国家利益追求至上，“地球村”建设显然尚缺乏国际社会一致的合力和心气。甚至，有时候，一个社会内部与世无争的美德，在国外也可能受非议。如中国人的勤俭，按梁漱溟先生的说法，“勤是对自己策动，俭是对自己节制，向里用劲”，这样苛求自己的生存之道，也可能被外人视为可怕的竞争手段而遭嫉恨。

    最后，还应充分意识到，在当今这个讲理，也更讲实力的国际社会，提出新的世界理念，就相当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新的挑战，也不言而喻地意味着有坚持自己理想信念的意志、决心和相应能力。有鉴于此，中国文化软实力，显然不会是怀柔感化的代名词，理应包含和体现维护公正、力抗强权等精神内涵和道义形象，当然，这就更需要自身具有坚不可摧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