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家章士钊与《逻辑指要》

    ■梅文辉

    “世人之于章氏，多识其为文章家，为政论家，初不知彼亦逻辑家也。”这是浙江大学哲学系建系主任谢幼伟（1905—1976）在《评章著〈逻辑指要〉》（见《思想与时代》，1943.9）一文中的感慨。时至今日，即使在知识界，绝大多数人应该依然不知章士钊（1881—1973）为民国时期一重要逻辑学家。然在谢幼伟看来：“我国自严又陵氏介绍西洋逻辑以来，数十年间，国人自撰之逻辑教本，殊乏佳构。非自西洋翻译，即自东洋抄袭，其能稍有特殊见解者，一为金岳霖氏之《逻辑》，一即章氏是书。”那么，章士钊的逻辑学识是如何形成的，《逻辑指要》一书是怎样写成的，其逻辑思想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章士钊逻辑思想发展历程

    1905年1月，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清廷盯上，时年24岁的章士钊东渡日本，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自言：“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时，正鄙人闭户自精之时也。”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反复劝说，但他始终不加入。在此期间，章士钊一边学习，尤其努力补习英文；一边在东京实践女子学校为湖南籍留日女生讲授国文，1907年编成《初等国文典》出版，被认为是中国继《马氏文通》后又一部重要的文法著作。1908年4月，章士钊从东京经上海赴英国留学。

    章士钊先在爱丁堡大学，1909年转入阿伯丁大学，主修政治、法律，兼攻逻辑，对当时的逻辑教授戴蔚孙（Davidson），他回忆到：“博士弘识冲怀，锐意奖藉。余得自意外，踊跃奋迅。自是践履逻辑途径，步步深入，兴会亦相缘而高。”（《逻辑指要》，以下简称《指要》，自序》）武昌起义爆发后，应孙中山的邀请，章士钊毅然放弃硕士学位，于12月24日启程回国。

    1912年2月，章士钊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后因政治理念的分歧，于8月离开，创办了《独立周报》《甲寅月刊》《甲寅日刊》等，发表大量政论。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自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五年，这十年是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章士钊曾著有一部中国文法书，又曾研究论理学；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完足。他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章士钊的文体被誉为“逻辑文”，这离不开他系统的西方逻辑学习和训练。

    大约1917年10月至1918年夏，章士钊应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之邀，在北大哲学门讲西方逻辑，学生中有傅斯年、罗家伦、吴敬轩等；在哲学门研究所开逻辑学史，受业者有冯友兰、张申府、范文澜等。当时的旁听生高承元回忆说：“七年先生讲逻辑于北京大学，时承元肄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兼为北大旁听生，闻讯喜出望外，趋往则门户为塞，坐无隙地，盖海内自有讲学以来未有之盛也。翌日，乃易大教室，可容四五百人，挤拥如故，学校执事者乃使人到教室户外检听讲证以限之。”（《指要》，高承元序）这半年多的北大讲课，一定使章士钊对自己的西方逻辑知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为日后《逻辑指要》诞生奠定了基础。

    而这时，胡适（1891—1962）在北大哲学门教授中国古代哲学史，并于1918年秋季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19年2月出版；在哲学门研究所开“中国名学钩沉”，因为他提交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中国先秦逻辑学的，此博士论文英文版于1922年10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由此可见，在同一时期，章士钊和胡适在北大哲学门分别教授西方逻辑和中国逻辑，而章士钊在1920年代发表大量名辩学的文章，多少也受了胡适的激发。当然，胡适并不是近代以来研究中国逻辑学的最早一人，而是梁启超开辟了这个领域。

    1894年，孙诒让（1848—1908）的《墨子间诂》初本刻印，1897年在《与梁卓如论墨子书》一信中言：“尝谓《墨经》，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复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以执事研综中西，当代魁士，又夙服膺墨学。”于是期盼梁启超去挖掘墨经的逻辑思想。1904年，梁启超（1873—1929）在《新民丛刊》发表了两篇关于墨子的文章，其中《子墨子学说》开启了我国墨学研究的新气象，《墨子之论理学》开创了对墨家逻辑的研究。1920年末又完成《墨经校释》。胡适在1921年2月26日为本书作“后序”言：“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但序文中对梁启超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4月3日梁启超复信做出了辩驳。梁、胡的这两篇争论文章收于1922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墨经校释》中，从而引发了1922—1925年间的墨辩大讨论，而章士钊就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

    其实早在1920年10月15日，章士钊就发表了《名学他辨》（见《东方杂志》，后收入《指要》附录），曰：“名学有他辨一门，颇称精要，为当时辩者所树壁垒。例证之散见于《墨经》者甚众。若能详辑而讲求之，通其义法，列为条例，将不失为发扬古学之一大观。”并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观点提出异议。到1923年11月6日，章士钊发表《墨学谈》，对胡适、梁启超的墨经研究提出批评，而认可章太炎的建树，曰：“迩来诵《墨经》者日多，谈士每好引经中一二事以相高，愚亦不免。梁任公著《墨经校释》，自许甚厚。适之著《墨经新诂》未成，仅以其所诂《小取》一篇，及杂论经文者布于世，而自许尤至。东南大学教授张子高，注经数十条，独辟蹊径，愚见其稿本而叹服焉，惜未刊出。别有汉阳张仲如著《墨子间诂笺》，论域及于全墨，盖不拘拘于墨辩者，难与并论。而太炎言墨独先，所论虽不多，精审莫或过之。”从而引发了章士钊与胡适之间的墨辩大讨论，章士钊又相继作有《章氏墨学一斑》《墨辩之辩》《墨辩三物辩》（以上四文都见《新闻报》，后收入《指要》附录《墨议》一至四）。另外，文中提到“而太炎言墨独先”，是指章太炎（1869—1936）从1890年代以来从诸子学和社会革命角度对墨子思想的阐发；而真正从逻辑角度阐发墨学，要到1909年的《原名》（后收入《国故论衡》）一文。该文对先秦名学有较全面的分析，并对中国墨辩、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进行了比较。此文与梁启超之前的两篇墨子文章一起，激发了国人对先秦逻辑的挖掘。

    在1920年代，章士钊发表了大量有关墨辩和名学的文章。1930—1931年，应张学良之邀在东北大学“讲授名理，以墨辩与逻辑杂为之”（《指要》，自序），可见此次讲授是要贯通中西逻辑学，而1917—1918年的北大讲学则是纯粹的西方逻辑学。

    至此，章士钊经历了在英国的西方逻辑系统学习，回国后对西方逻辑的介绍、研究、教学和实践应用，对中国先秦逻辑思想全面和深入的挖掘，及对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但章士钊一直忙于政治活动，未暇将自己的逻辑思想整理成专著，直到1939年的一个机缘。

    章士钊回忆说：“今岁二月，吾为国民参政会事，于役重庆。议长蒋公以精神之学教天下，审国人用智浮泛不切，欲得逻辑以药之，而求其人于吾友张君劢。君劢不审吾学之无似，为之游扬，公遂虚衷自牧，不耻下问，并督为讲录，俾便览观。”（《指要》，自序）于是决定将旧时的讲义、文章等编著成书。1939年5月12日写的“自序”中言：“书都二十万言，取柳子厚称元冀治鬼谷子文之以指要意，颜曰《逻辑指要》，以示别于坊间逻辑本子。惟以极短之时间成之，漏略纰缪，当然难免。”可见此时，书稿定已完成，随后给张君劢和高承元过目并征序，两人序的落款时间都在7月。只是直到1943年6月才由重庆时代精神出版社印行，4年漫长的出版周期想必是抗战的艰难局势所致；而此书写成和出版于此特殊时期，为抗战时期国家生命的精神基础之建立贡献了一份力量。

    1961年3月，本书经毛泽东推荐收入三联书店著名的“逻辑丛刊”（共11种）中再版，章士钊的“重版说明”写于1959年6月14日，曰：“一九五九年夏，三联书店有出版‘逻辑丛刊’之举，拙作忝在征求之列。事关进修，辞不获已。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较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古籍应用例子而已。”1961年的再版与1943年的初版相比，整体的篇章结构即主体28章和附录6篇没有改变，但删去了“张君劢序”和“高承元序”。2000年2月，上海的文汇出版社出版《章士钊全集》10卷，其中第7卷收入了1961年的《逻辑指要》，补上了1943年版的两篇序。2024年5月，崇文书局又再版了本书。

    《逻辑指要》的特色和贡献

    以上，我们梳理了章士钊逻辑思想的发展历程和《逻辑指要》的成书过程，现在来考察一下本书的内容及独特之处。对此，章士钊自己有明确的表态，在“自序”中言：“志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密密比排，蔚成一学，为此科开一生面。”又在“例言”六条之第二条中曰：“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为国人讲逻辑，仅执翻译之劳，岂云称职！ 本编首以墨辩杂治之，例为此土所有者咸先焉。此学谊当融贯中西，特树一帜。”以下，我们结合本书的内容来一窥此“生面”。

    一、章士钊感慨：“为国人讲逻辑，仅执翻译之劳，岂云称职！”如果简单回顾下西方逻辑学的传入史，就能理解章士钊对自己逻辑事业的定位。明末西学东渐，葡萄牙籍传教士傅汎际（1587—1653）与李之藻（1564—1630）在1627—1630年间合作翻译一本耶稣会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教材，名为《名理探》，这是西方逻辑学在中国的首次传入，但影响不大。到清末开始的再次西学东渐，西方逻辑得到了系统的输入，其中主要的译著有：严复（1854—1921）翻译的《穆勒名学》（1905）和英人耶方斯《名学浅说》（1909），王国维（1877—1927）翻译的耶方斯《辨学》（1908），胡茂如（1882—1907）翻译的日人大西祝《论理学》（1906）。此期间有国内学者又以各种国外逻辑原著为蓝本，进行取舍编译，以期更适合国人。到1920年后，甚至出现了国人编著的几本有较大影响力和普及性的西方传统逻辑教科书，如屠孝实（1898—1932）的《名学纲要》（1925）、王章焕的《论理学大全》（1930）。

    《逻辑指要》为国人讲述的西方传统逻辑，显然离不开前人的“翻译之劳”，如在“例言”第三条所言：“为国人开示逻辑途径，侯官严氏允称巨子。本编译名泰半宗之，译文间亦有取，用示景仰前贤之意。”但章士钊二三十年来对中西逻辑深入研究和比较，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融贯中西”逻辑的使命感，于是“志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

    二、本书以“欧洲逻辑为经”，主体28章是按西方传统逻辑的体系来编排的，具有次第的科学性和内容的完整性。第一章“定名”，讲Logic的翻译问题；第二章“立界”，讲逻辑的任务；第三章“思维律”，讲同一律、毋相反律、不容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以上三章，可视作对逻辑的总论述。第四至六章，讲概念；第七至九章，讲命题；第十至十四章，总论推论和三段论的规则，第十七至二十二章，分述六种三段论，这十一章都是讲外籀（演绎）；第二十三至二十七章，讲内籀（归纳）；第二十八章，讲悖谬。另外，第十五章“界说”，介绍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著名的“五谓词理论”，“雅理士多德号为五谓(five predicables)。……李之藻译曰五公，严复译曰五旌。前者拟此为天下之公称，后者谓得是五目足以旌别万汇也。实则雅理当时所列只有四事，其徒彼和利广之为五。”第十六章“分类”，“分类云者，分一共而成诸别也，所分之共曰分纲，所成之别曰分目。当其分也，必有所本以为分物之德，是曰分本；而物德有同有不同，是曰差。”

    三、本书以“本邦名理为纬”。这一方面体现在“以墨辩杂治之”，即参照西方逻辑学，全面而深入地挖掘先秦墨辩和名学中的逻辑思想，进而“密密比排”，梳理出中国的逻辑学体系，以证明“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如第三章“思想律”中指出：“请试综三律而论之。《墨经》曰：‘合与一，或复否，说在拒。’此即墨辩之所以律思想者也。合，合同；一，重同。此明同之极诣，昭同一律也。或者正之，否者负之，既正又负，显非辞理。此明矛盾之当戒，昭毋相反律也。拒者即不容中之谓。”另一方面体现在“例为此土所有者咸先焉”，即所举逻辑例证绝大多数提取自本国传统典籍，以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丰富的逻辑材料在，需要我们去诠释。如第二十八章“诸悖”中之“徇众”：“此谓辩者不诉于理而诉于情，乖风扇发，众志以成，因缘为说，期于不辱，所谓违心之论是也。孟子之攻杨墨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夫为我何以即为无君，兼爱何以即为无父，并不详为理解，轻轻带过，向下一落，辞等千金之重，而曰是禽兽也，是禽兽也。此全然在闻者感情上下功夫。”

    四、前面提到逻辑的“翻译之劳”，章士钊本人虽没有任何西方逻辑译作，但“逻辑”（Logic）这一译名可是在他的不懈倡导下而最终定名的。章士钊在《逻辑指要》第一章“定名”中言：“吾于三十年前，勤勤唱道，自后来锲而不舍，今日始成为学者公认之名。或谓吾实创之，则严氏之美，吾何敢掠。”1910年11月22日，章士钊在梁启超主持的《国风报》上发表《论翻译名义》（后收入《指要》附录），主要以Logic的汉译为例讨论音译、义译的得失，旗帜鲜明地喊出：“Logic，吾取音译而曰逻辑，实大声宏，颠扑不破，为仁智之所同见，江汉之所同归，乃崭焉无复置疑者矣。愚观严氏好立新义以自矜异，而有时亦不得不乞灵于音。”严复《穆勒名学》的第一条译者按语即讨论Logic的汉译问题：“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严复只是提及Logic可音译为逻辑，但还是义译成名学。所以，可以说是章士钊首先提倡Logic一定要音译为逻辑，并与社会各界人士反复辩论Logic义译为论理学、名学、辨学等的弊端，及音译为逻辑的好处，最终得到公认。

    文章最后，让我们看一下现代新儒家代表张君劢为本书所作的序，其中有言：“行严先生今兹《逻辑指要》之作，章节次第虽同于西方逻辑，而所征引为中土学者关于逻辑学之言论：一以辨中土无逻辑说之非，二以明中土旧逻辑与西方学说之相合。故此书不仅寻常逻辑读本，而中土旧逻辑史料，实具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