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王蕊

    北魏社会经济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均田制和新税制在历史上影响了近三个世纪之久，为隋唐大一统王朝的确立和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学界一直重视对北魏均田制的研究，但是对其实施的时间、原因以及所有权的性质和均田令条文的理解和阐释等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首都师范大学张金龙教授所著《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一书运用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方法，对北魏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融贯古今、中外互鉴是其主要特色，无论是历史细节的考证分析还是理论方法的开拓创新，都有巨大创获，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古代史尤其是经济史研究的深化和提升。

    综合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运用

    概而言之，综合研究方法是指作者把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多种历史研究方法融贯地运用于研究过程之中，综合论证和阐释北魏社会经济制度。

    第一，高度理论自觉下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运用，推动了传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作者在研究中非常注重不同学科及其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不仅充分利用中外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而且还借助了法学、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概念。该著不是从某一特定的理论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预设，而是把已有的中外经济学理论尽可能纳入其研究视野——诸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现代宏观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现代发展经济学、现代应用微观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地分析论证。例如，作者运用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促进经济增长能力的因素包括土地、劳动阶级个人的努力、机械化或技术程度，以及现代宏观经济学提出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四要素即劳动力、资源、资本、技术等理论，融会贯通地阐释了北魏均田制与这些经济学原理的契合（第919页）。同时还运用中外法学知识和概念对李安世均田疏所言无主荒地的所有权问题进行了合理阐释（第192页），运用中医学知识阐述了桑田所植桑树、榆树、枣树除了养蚕、备荒之外的药用价值，有力地说明了桑田的多重效用。

    第二，宏观视野下纵横贯通研究方法的运用，推动了断代经济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虽然该著是以北魏社会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断代史研究，但是作者以北魏俸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为线索，对涉及的重要问题能纵横贯通地进行考察，体现了作者在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意识。从纵向研究来看，对于北魏均田制的研究，不仅考察了以前的井田、占田以及计口授田等制度，还特别重视北朝后期以迄唐代均田制实施的情形，阐明了均田制的历史渊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从横向来看，该著并不是孤立地对与北魏均田制相关的制度因素进行研究，而是把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并且阐释了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使该研究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

    第三，世界意识下中西比较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历史研究的中外对话。中外比较方法的运用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中的中外交流互鉴，而且有可能促进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尽快进入世界学术的视域，有助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研究的形成。该著采用的中外历史比较不是简单的探求同异，而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融会贯通。例如，作者在论述北魏的露田制度时，与欧洲中世纪的敞田制度、三田制或三圃制展开同中求异的研究（第278页），在论述北魏均田制实施之前无主荒地的所有权问题时，与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荒地进行了异中求同的比较（第513页）。

    第四，人类关怀意识下注重经济制度中人的因素的考察，阐释了中华民族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北魏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中的实践。目前古代经济史研究比较重视国家力量，对人的因素关注不多。该著不仅分析了北魏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中制定和执行制度的人即孝文帝及其改革集团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受制度规范和制约的人”也给予了充分重视，从这一视角阐释了北魏经济制度改革中内蕴的儒家民本思想，指出“严刑峻法并非济世良药，民心所向才是王道根本”（第890页）。该著通过对北魏社会经济制度实施细则和执行情况的考察，阐述了相关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对以民为本思想的贯彻。此外详细考述了均田制对弱势人群——全家皆为老、小、残疾人的民户以及寡妇守志者——授田的规定，指出均田制的相关规定正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第436页）。

    第五，充分运用历史学的想象力进行合理推断，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探究事件的联系，展现历史全貌。历史研究尤其是明清以前的古代史研究，经常因史料匮乏、琐碎而难以深入，因此，依据常识、经验和丰富的学识，充分发挥历史学的想象力进行分析与推理，便有可能打破史料的局限，从而推进历史问题的创新性认知，该著正是运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典范之作。北魏孝文帝班禄诏中有“罢诸商人”的记载，对于此处“商人”的作用和身份，史无明载。作者运用历史学的想象力，一步步推断出“商人”的作用和身份（第114页）。再如该著对三长制顺利实施原因的探析，主要从简略的制度规定出发，对零星史料进行深入解读，推测出均田制时代北魏全国人口数量、三长数量以及全国免兵役人数，论证了北魏王朝进行改革的成本、代价与效用之间的关系，也解释了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深层次原因，可以说是利用综合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典型例证。

    第六，通变思深，见微知著。该著着力发掘各类史料，善于运用微观的实证研究方法，通过细微的考证揭示历史真相。正如作者所言，历史研究探求愈精微，其义愈广大，这也是该著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该著对于史料的运用突破了传统的窠臼，不仅广为搜罗经史子集文献资料，墓志、碑刻、简牍等考古资料以及敦煌文书等，还充分利用经济学、医学、数学、书法等相关学科的资料，大大拓展了史料来源，利用的著述仅经济学领域就达二百余部，可谓征引宏富。作者对于各类史料的运用都是建立在考证辨析的基础上，使得相关研究有理有据，立论精当。例如从对西魏中兴寺碑所载施地名称的辨别与考证中，发现除了寺田以外，其它田地名称均可从北魏均田令中找到对应的名目，这正是均田制在当地实施的铁证（第518-522页）。又如根据古代数学著述《张邱建算经》所载内容考证了北魏九品混通的赋税制度实施的具体情况（第688页）。

    对北魏社会经济制度认知的深化和提升

    关于北魏均田制等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些问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作者在厘清学界主要观点和依据的基础上，从分析所依据的史料出发，对相关观点进行细致的评述，汲取合理认识，辩驳疏漏之处，同时增加新的相关史料，得出全面且更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从而推进了以均田制为核心的北魏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第一，解决了北魏均田制土地所有权性质问题。土地所有权是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北魏均田制究竟是土地国有制还是私有制？学界有诸多不同认识。作者借助中外法典和法学家们对于“所有权”概念的界定，如古罗马法规定所有权包括使用权、受益权和处分权，恩格斯认为土地所有权意味着占有土地和出让土地，霍尔巴赫提出确定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必要关系是所有权的基础等等，分析和阐述了北魏均田制中桑田的土地私有制性质，以及露田体现出的受田者的私人所有权属性。就此而言，均田制“应该是以私有制为主而国有制为辅的制度”（第656页）。最为关键的是，作者结合霍布斯关于所有权的论断，阐明了均田制中露田、麻田虽然受制于作为主权者的国家，但并不影响其所具有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权的性质。可以说，作者从各个角度全方位阐述了北魏均田制的性质，得出可靠的结论，学界关于这个问题旷日持久的争论至此可以达成一致。

    第二，解决了北魏均田制、三长制颁布实施的时间问题，重新阐释了商品经济的概念、北魏家庭手工业发展等问题。关于北魏均田制和三长制颁布的时间问题，学界多引《南齐书·魏虏传》《册府元龟》的相关史料加以佐证，作者指出二书记载存在诸多错误，不能证实所表述的观点。遂另辟蹊径，依据《魏书·高祖纪下》《韩麒麟传》《高闾传》《李彪传》的相关记载，着重分析“癸未诏书”、韩麒麟上表、李彪上封事七条的时间，认为作为朝廷大臣的高闾为应对饥荒问题上表孝文帝的时间不应当是史书所载太和十四年，而应该在太和十一年，并进一步论证了上表之时均田制和俸禄制、三长制都已颁行。对于商品经济的阐释，作者主要依据当代宏观经济学有关货币概念的界定，认为北魏太和十年以前普遍以绢帛作为交易媒介，那么绢帛便是商品货币，以之为基础的交易行为自然也属于商品经济（第121页）。此外，作者对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古代社会手工业作坊主要分布于城市提出质疑，指出个体农户家庭手工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并且大量的游商也活动于广大农村，“可以说古代社会的手工业和商业网络是通过城市和农村共同织就的”（第360页），可谓真知灼见。根据桑田、麻田及户调绢布征收的相关规定，开拓性地对北魏以纺织业为主的家庭手工业进行了阐释。

    第三，阐明了以均田制为核心的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地位。对于北魏以均田制为核心，包括俸禄制、惩贪制、三长制、新税制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地位问题，该著借助国内外经济史及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探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一是从制度改革的落实层面看，北魏均田制与近一千六百年之后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针对南亚贫困问题提出的应对方案几近相同，表明“孝文帝君臣对北魏社会经济问题的认知及其应对方案具有极大的超前性，代表了社会进步和前进的方向”（第922页）。二是从制度改革的获益层面看，由于农业生产总量的增长，无论是北魏政府还是基层民户，都能从改革后的经济发展中获益。三是从政府作用层面看，现代发展经济学认为建立并维持健康的经济环境，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作者指出北魏政府不仅制定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及其配套的相关制度，关键是这些制度还得到了贯彻执行（第924页），充分显示了北魏政府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四是从制度变迁对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层面看，作者参照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诺斯之说，分析了孝文帝社会经济制度改革对北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中古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总之，张金龙教授历经十余年完成的《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一书，不仅给予我们方法论的启示，还在诸多问题上推进了经济史的研究，做到了历史研究中学术与思想、实证与理论、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