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历史上一个年份可能是普通的,也可能会影响遥远的未来,甚至过去。2024年目前只能这样理解,从大历史看,发生的事情太多,从我们周身的局部看,似乎又是一派平静。
文学就是回忆,不断在重写中回忆,在回忆中重写。本年度给我最深印象的长篇小说有鬼子的《买话》、张炜的《去老万玉家》等,都是重述历史的作品。
鬼子的《买话》是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它所叙述的乃是“返乡者的失落”。这是永恒的悲剧,如同鲁迅的《故乡》,返乡者刘耳已失去了岁月、丢掉了故乡,找不回心灵,返不回过往,而只“留下了耳朵”,但这耳朵要想听到点儿什么,还要花钱来买。他通过一个年少而狡黠的未成年人,逐渐厘清了自己的来龙去脉,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融入这片土地,这群人。
《买话》帮我们梳理最近四十年所走过的路。它最终将与过往那些优秀的作品一起,构建起我们时代的“集体记忆”。
本年度批评界的重要话题,是方法论的讨论,还有“地方性写作”的问题。方法论的讨论由来已久,是“历史化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社会学的方法、文化研究的方法,文章越来越注重“史料”,形貌越来越“学术”,越来越“厚古薄今”,也越来越失去了现实感和历史感。好像我们历经四十余年所取得的变革,那些关于文学观的成长已一夜归零,某些文章的观点一下又回到了四十年前。
所以在历史化的同时,我们的研究还要内置一个“文学性标准”,还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在加深历史化研究的同时,不至于让我们的文学观发生蜕变。
另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是“南方写作”,批评界将大量南方地域和气质的作品,甚至海外华文写作,都归于这一现象之中,似乎是找到了一个新话题。但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现象的要义,要看到它在文化上的底层逻辑。这就是,现代性在中国近代的开端,一开始就表现为地方性,即“南方性”,改革开放也是起源于“地方性中的南方性”。所以文学的新风气其实一开始就始于南方。如此来看近些年南方叙述的特点,诸如地方性、边缘性的文本实验,民俗与方言的注重(如《北流》),历史细节材料的挖掘(如《烟霞里》),风格的轻逸或清新,都是文学不断发生内在变革的推动与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