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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辉
█语言学家黎锦熙有一句名言：“出版是真能得风气之先的。”出版界是思想活跃的行业，它思想的深刻性或许不如学术界，但其敏锐性应该领先于至少不落后于学术界。出版界得风气之先，可以从两个事实得到证明。一个是早期商务印书馆在西学译介中的作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中出版界的作用。没有商务早期的西学译介，就没有中国的思想启蒙；没有新出版，就没有新文化。
出版需要的是心智的光。出版是一个需要借光也能自身发光的行业，这两种光的交相辉映，生成了出版的现实与历史，也生成了许多辉煌。本文从出版史的角度，从思想之光、文化之光、学术之光、古典之光等方面，谈谈出版的功能。
上个世纪，1921年4月，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从上海专程去北京邀请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他对胡适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226页）
差不多100年之后，出版家钟叔河先生的一张墨宝云：“万卷纵观当具眼。”也即读书要有眼睛，出版要有眼睛的意思。
那么，出版的眼睛是什么？
以思想激荡潮流
是读书之眼。钟先生的墨宝大体就有这个意思在内。做出版是需要以读书为根基的。现代出版家的当行本色是知识的博广，读书是学识的重要来源之一。从事出版行业要有许多条件和要素，其中愿读书和会读书比什么都重要，愿意读书与会读书是从事出版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而具读书之眼，是比愿意读书与会读书更高一个层次的要求。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说自己从事出版业，是因为“一面营业，一面有书可看”；他说自己的三大长处之一，就是“从小到现在总不断地看书”；他说到书商的修养，第一是脑筋清楚，而脑筋清楚的条件是“看书能‘持之以恒’则脑筋没有不清楚”。创办了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称自己早年是上海书店街的“马路巡阅使”，意思是隔着马路橱窗用自己的眼看里面陈列的书籍，又说自己是“读者出身的出版家”。
是发现之眼。图书选题要发现和发掘，审读稿件也要善于发现问题和错误。发现好选题，发现好书稿，发现读者，发现市场，对时代、社会和市场有完全的把握能力，都取决于自己的发现之眼是否敏锐。老商务曾有周越然著的《模范英语读本》，原只是一堆匆忙写出的草稿，被编译所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和英文部部长邝富灼，从八九种相对成熟的书稿中发现出来并决定采用，出版后成为当时国中的超级畅销书。
是思想之眼。高梦旦作为商务编译所所长，在商务长期的编译运作中，在教科书编写、西学传播和辞书出版方面，卓有功绩。当他感到自己的眼睛跟不上时代的时候，便请胡适来做商务的眼睛。商务印书馆需要的这个“眼睛”，就是指胡适当时所具有的通过新文化运动体现出来的与时俱进的新思想。胡适虽然最后没有到商务任职，但他推荐了王云五。在王云五尚未展开在商务的实践，胡适就自认这个举他自代的推荐，可以对得起商务诸君的一番好意。新思想可以引导出先见之明。比这差不多早10年，具有共和新思想的陆费逵，就让思想落后于时代、坚守立宪的张元济吃了一次闷亏，让中华的新教科书严重挫伤了商务。这无论如何是智者张元济毕生的一次败笔。诚然，对于出版业来说，新思想可以照亮我们的道路，新思想可以驾驭我们的行动。思想的慧光，思想上的与时俱进，顺应和把握社会发展方向，激荡起时代潮流，正是出版家必备的重要特质之一。
语言学家黎锦熙有一句名言：“出版是真能得风气之先的。”出版界是思想活跃的行业，它思想的深刻性或许不如学术界，但其敏锐性应该领先于至少不落后于学术界。出版界得风气之先，可以从两个事实得到证明。一个是早期商务印书馆在西学译介中的作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中出版界的作用。没有商务早期的西学译介，就没有中国的思想启蒙；没有新出版，就没有新文化。
“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也”
辞书是字典、词典、辞典的统称。中国古代便有各种辞书，但到了商务印书馆这里，才把对辞书的认识与出版实践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实践上，商务印书馆从商业经营的角度开发出辞书的经营板块。从《新字典》（1912年出版）到《辞源》（1915年出版），代表了商务辞书板块的形成。检字法方面也进行了变革，《辞源》未出版便先出了《新字典》。商务国文部长高梦旦研究检字法，将《康熙字典》214个部首简化合并为80个，将简化后的新检字法首次用于《新字典》。蔡元培作序说：“于民国成立之始，得此适用之《新字典》，其于国民之语言及思想，不无革新之影响。”高梦旦的下一任王云五，在高梦旦的支持下也研究检字法，发明四角号码，出版《四角号码字典》。
对于辞书重要性的认识，商务人表达得很清楚。有高梦旦在《新字典缘起》中说：“壬寅，游日本，见彼都人士，教育之普及，常识之备具，教科书、辞书之功为多。”通过对东邻的考察，他认识到辞书在国家进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之后《辞源》主编陆尔逵在《辞源说略》里谈到“编纂此书之缘起”，更可谓是近代辞书的简史勾勒。
文化学术之积淀
出版是与文化学术关联最深的一个行业，是文化学术积淀的一个行业，是一个产生文化学术的行业。史上许多的出版物是学术文化的载体；许多老出版人是学术文化大家，是学术文化的“产婆”。
2023年是亚东图书馆成立110周年，也是俞平伯著《红楼梦辨》出版100周年。出版者在学术文化的创建中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亚东图书馆在新红学的产生方面就有过这种作用，做过“新红学”的助产士。红学研究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前，只在有关笔记和史料书籍中有些记载，还很少有系统的分析研究。亚东图书馆推出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推动了“新红学”的形成。所谓“新红学”，主要是指在研究思路和治学方法的创新，特指以胡适、俞平伯等人为代表的关注作者、版本问题、注重文献资料、以考证为特色的《红楼梦》研究。“新红学”的产生，实在是亚东版书籍的功劳。
亚东在20年代出版的标点白话小说中，有一种《红楼梦》（1921年出版），这是根据程甲、乙本排出的铅印本。这种标点铅印本的出版，极大地扩大了《红楼梦》的读者群，为新红学的产生打下了读者基础。学者吴组缃说，第一次看到亚东版标点分段的白话小说，顿觉爽心悦目，被这种全新的阅读界面所吸引。
28岁的胡适为亚东版《红楼梦》写了5万字的《红楼梦考证》，成为新红学产生的标志性作品，宣告“新红学”的诞生。这篇考证文章通过对《红楼梦》的考证，彻底改变作者“决非曹雪芹”的观点，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学术方法，提出《红楼梦》是曹寅的儿子（后来说是孙子）曹雪芹的自传体小说的设想。该文是作为标点本小说的序言放在书中和书一起出版的。胡适是新红学的奠基者之一，而他的这个身份正是亚东版图书奠定的。
俞平伯在1923年由亚东出版了《红楼梦辨》，这是俞平伯的成名作，也是新红学的奠基之作。《红楼梦辨》一书考证出的成果，是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并开拓了文本艺术价值研究，奠定了他在红学界的学术地位。
据有关文献材料，最早使用“新红学”一词的是顾颉刚，他在落款时间为1923年3月5日的《红楼梦辨》的《顾序》中使用了“新红学”这个词。该文除了提出“新红学”一词外，还将俞平伯这部《红楼梦辨》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是一篇“新红学”的重要文献。
“新红学”的名称以及两个主要奠基者的著作都和亚东有关，胡适第一篇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而俞平伯的著作则是“新红学”考证派的第一部专著，两者有所呼应。说亚东是“新红学”的产婆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本文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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