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早期的阅读是什么样的?
陈尚君:小学时,我记得曾经向老师借阅过《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在南通仓巷的房东家看到过一本老版《辞海》,翻了几页,发现天地间居然有如此知识丰博的大书。初一下半学期,“文革”开始,学校的课基本都停了,我唯一的阅读是每天晚上到大街上读大字报,有时是一个人,有时陪着母亲,把每一张大字报从头读到尾。下乡后只能逮到什么书看什么书。
那么读了哪些书?
陈尚君:我到农场有很多很幸运的地方,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是初中生,但是我们农场的连队,有一批是南通中学高一的学生,很明显感觉高一的学生比初一的学生要成熟许多。他们曾经有个语文老师,当时讲诗词欣赏,后来做宋词清诗研究,很有名,叫严迪昌。他们那时候就经常说严老师如何如何,严老师指导他们读的书,在农场辗转也曾到过我这里。
在劳动的艰苦中,我身边有一批比我学问好的中学生,真是一件好事,我看到我们的差距,也就跟着读书,整整八年时间。我准确地记得,我是1969年3月16号到农场,1977年的2月26号离开的,八年差二十天时间。这段岁月,我既经历了高强度的劳动,又如饥似渴地读书,而且碰到一批很好的朋友,真是幸运。
回顾当时曾经看过的书,有一部分是1960年代以前留存下来的,比方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编的文学史,三册之中我当时看到过第二册,比方说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当时出了第四版修订的第一册,我看到以后从头到尾仔细地读过。在1970年代前期的时候,看到过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看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现在研究唐诗,而且稍微有一点成绩,但是我看到《唐诗三百首》的时间非常晚,一直到20岁左右才看到。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唐诗一百首》也曾经读到,都是知青辗转借来阅读。但是八年的时间我读书不系统,能找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能谈谈到复旦大学读书后的阅读情况吗?
陈尚君:到学校以后,我觉得在读书上我和其他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始终认为读书是需要靠激情的,所以在复旦第一年,我基本上是以一种很傻的方式,把复旦图书馆里文史方面的书,尤其是和中文有关的,一个架子、一个架子地读,有的时候把书拿出来翻一翻,有兴趣就读,始终把读书当作有兴致的事情来做。那段时间进步非常快。
1978年开始研究生学习的时候,读书的气氛非常之好。现在复旦的图书状况已经改变了,当时对大学生开放的图书馆,是现在校内进来左手理科图书馆这个位置。到了研究生的阶段,可以到现在的外办,就是1100号的地方,那边有一个比较好的完整的文史哲参考阅览室,可以在那儿看书。1977、1978年,整个校内读书气氛非常好,图书馆早晨八点钟开馆,开馆之前就已经排了很长的队,基本上一开馆马上就没有位置了。我当时用得比较多的,是复旦图书馆一楼大厅里边的古籍阅览室。那个地方基本的几套书都在,所以有机会充分阅读,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虽然说起来过程很艰苦。
回过头来说,我从1977年3月到复旦,到1978年9月就进入研究生学习,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改变实际上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系,1976年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大学里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努力读书的风气,大家都是意气风发,追求新的目标,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被裹挟,跟上了这样一种节奏,这样一种步伐。
您有枕边书吗?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陈尚君:我现在是全方位地读书。这不是枕边书的概念。学术研究,我做唐代为主,唐以前的历史也系统了解过,宋元明清各代什么都看。我看近现代的、西方的著作更多,各种类型都有,但很少形成文字。可能自己不了解但有兴趣读的、比我做得好的,我都愿意了解。我现在的阅读情况,一天看书的数量超过十本,一年过手几千本书。
有什么阅读方法可供借鉴吗?
陈尚君:没有方法,兴之所至,没有评价和议论的责任。一般的了解、深入理解都有。为朋友和学生写序的书都要深入了解;会议发言也不能随便乱讲。实际上我涉及的东西很多,古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学者应该是古今中外都了解的通儒,我们应提倡这样的治学态度。
一开始介入学术研究的大量阅读和纯粹的研究方式,和导师朱东润先生对您放手和鼓励有关吗?
陈尚君:放手是必然的,对学生的干预也是有分寸的。师生关系有很多类型。我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做成了自己的学问,和在复旦大学所受的影响是有关的。
您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十多年,感受到的学术传统或学术精神是什么?
陈尚君:如果要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是1925年邵力子先生中文系建系报告中的一句话:“整理旧文学,发展新文学。”这是我们建系的基本精神。所谓新旧文学,在我们系成立之初,就不是对立的,是包容的,中文系是要在旧文学的基础上面,经过系统学习和整理,为发展新文学贡献力量。第二句话是:融通古今中外,踏实开放创新,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多元发展。
在我开始读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如果研究现当代文学,也应该从《史记》看起。就是说,要研究现当代文学,也要从古代文学看起。朱东润先生研究的是中国文学,但是他的研究参考对象是英国文学,是把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打通,放在对比之中加以研究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基本思路,是把法国社会学派的文学与社会关系、文学发展的各种动力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朱东润先生中年以后研究传记文学,认为中国传统传记文学的精神和英国传记文学的精神是不一样的。他从中年学术转向后,基本的方法和立场,就是以欧洲文学的态度,以英国传记文学的立场来研究中国文学。
这样的研究精神也影响到我们这一辈,我自己就遵循这样的基本精神,踏踏实实读书,了解文献学的基本规范,从基本典籍读起。
能进一步谈谈具体是怎么做的吗?
陈尚君:阅读古籍,初步要求是读通,更进一步则要读懂,再进一步就必须读透,然后有自己独特的体悟和理解。我们可以在基本的故事之中看到同一个事件,许多人的不同的理解,比方说项羽乌江自刎的事件,有人看到霸王别姬,但朱东润先生看到了另外一面,是项羽到乌江以后,江东子弟已经全部投降刘邦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可能一般人读书就会忽略掉。仅仅读一个传记是孤立的,但如果把一本著作全部系统加以领会,就能看出各种新的观点。
我在复旦读书,更多地受到这种精神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很相信一点,就是读书应该遵循规范,更要突破定说,创造新说。以古代文学来说,就要按照目录学的路数来读书,同时,应该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前代已有的各种结论和意见。在我的读书经历之中,确实可以看到前辈的许多精神和传统,一代一代在影响着我。
您会经常和同学们讨论读书吗?
陈尚君:对于现在的学生,我希望他们做有意义的工作,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才情发挥所长。但是有一个重要原则,能够达到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您有什么阅读习惯? 阅读量那么大,怎么处理藏书?
陈尚君:只要有兴趣就会看,因为现在来讲,微信的朋友圈也会有极好的文章可以看一部分,合适的也转一下。
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没办法解决藏书的问题。
好像您说过自己是享乐型读书人,这让我想到,研究唐诗,既是辛苦的,同时您一定从中得到很多乐趣,是这样吗?对您来说,做学问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陈尚君:人生有许多梦想,在读诗中有很多不断的发现,可能会超过很多人。这种发现是在持之以恒、平凡而日常的校勘中发现的。
一个学者的日常非常简单,也许就是一本书和一个本子校勘的过程。从一开始老师就指导,一个好的学者要讲究用书的版本,我这类的工作别人看不见,但使我比一般人的理解多得多。
若有机会见到学者或作家,您想见到谁?陈尚君:总是找认识的人见一见。我从进入复旦大学,无数前辈过世,单找哪一个都不合适,不找哪一个也不合适。孟浩然有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过去了就过去了,古人已经叫不回来了,但是我们能从古人留下来的著作中读懂他,就是欣慰的事情。韩愈有诗:“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读古人的书能想见古人的仪态的。
若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会选哪三本?陈尚君:要看包袱有多大。现在不太有这样的机会。如果必须选,就选《资治通鉴》《全唐诗》《旧唐书》。《唐五代诗全编》我已做了一大套,托运费也很贵,去荒岛没有生存条件,会下雨,还会有野兽,野果也可能有毒,所以可能会首先考虑生存。
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学者出席,您会邀请谁?
陈尚君:在这个时期,提这样的问题也太把自己当一个人物了。一个学者,只不过微末的读书人,做过一些工作,被别人认可而已。天地之大,每个人有自己的格局和胸襟,按自己的性格过下去,和朋友有一些交流,有日常生活态度就可以了。你要特别了解,任何环境下,任何学者都是很孤独的,真正能交往的人很少。人生是很伤感的过程。如果能不死,当然是很愉悦的事情,可是古人讲“老不死”,不死又能干什么? 如果总像蝙蝠一样吊在梁上,也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