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然诗歌中的生态思想

    ■舒湛

    法国非虚构小说家艾玛纽埃尔·卡雷尔曾坦言，最能打动他的文学作品往往兼具历史的深度和个体生命在某个时代中探索开拓的广度。人物的命运既受先辈传承、岁月更迭的潜移默化，又与社会身份选择和个体生命的冲力息息相关，因而每位主人公都是发展或反叛既有传承，抗争或借助时代推力相交织的可贵样本，与无数的他者共同串联成细密的，涉及经济、思想、社会、宗教、政治多个领域的人类发展史。其实，不只是精彩的文学作品，优秀的学术研究也践行着这一“纵横交错”的原则。苏州大学朱新福教授在其撰写的《吟唱自然：美国自然诗歌中的生态环境主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9月出版）一书里，便以共十三位诗人的文本为切入点，用十七章研究内容，从生态批评角度，横向展示了诗人的自然观如何受所处时代思潮和社会环境影响，又纵深性地再现并探讨了美国文学史上自然诗歌的主题演变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7世纪的第一位美国女诗人安娜·布莱德斯翠特在《沉思集》中将人生与四季对应，感叹春季似梳着刘海的温和少女，人之老年则若脆弱的巴旦杏树。既是农民也作诗治学的温德尔·贝瑞用个体实践反抗当代美国的生态掠夺与生态殖民，每首诗不仅是人类适应、改造抑或保护其生存环境的证据，而是充实着一部比人类存在更久远、更广阔的生态发展史……他们的诗歌，曾照见在国家形成与发展初期的人们如何产生对社群的归属感，产生对民主的向往与对多样性的包容，也曾目睹外来白人对本土印第安人领土的资源掠夺及对其文化的打压，又警示着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传统农业的没落和都市文化对农村的压榨，还启示和引领未来的人类重塑与自然共存共荣的伦理关系。

    作者以自然写作为中心重估经典，让我们发现囊括自由空间和开放气质的广袤大地是沃尔特·惠特曼的“爱人”。正是自然蕴含能量巨大的风暴，日夜更迭的风景、森林和海洋，让诗人相信，作为自然一员的人类群体同样充满可塑性、多样性和包容性；正是自然鼓励人类不竭地创造属于他们的街道、房屋和航船，来证实人类无限的潜能和伟大的创造力。惠特曼的自然观同样为他汪洋肆意的想象力及乐观主义提供了基点。他成为接纳他者声音、深爱生活且打破禁忌的歌者。而《草叶集》本身也以其不循韵律、长短不一的诗行和灵动多样的节奏变化打破了诗歌格式的既定框架，为诗人心中具有现代意识的自然谱曲。

    然而，时刻陪伴并激励惠特曼发挥无限潜能的天地却是艾米莉·狄金森抓不住的落寞布景。在这位通过“动物意象”折射个体对现实生活感受的女诗人笔下，无论是三月活泼的乌鸦，还是沉醉于春日浓香里的蜂蝶，都象征着欢乐只能涌动一刻，而在古人之前，来者之后，是永恒的、荒凉的时空。狄金森认为，无论人类还是动物，虽然可用自己的声音和身影点亮和充实时空荒原，但无法驻留更久，更要受自然法则的约束。

    作者用生态诗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既从历史的角度还原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侵害及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挤压，又横向展现了变化的自然对个体乃至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思想、审美和追求的影响。在其笔下，我们看到生活在20世纪初工业飞速发展的美国都市里的诗人罗宾逊·杰弗斯自我放逐般选择在临海的卡梅尔小城度过一生，并效仿古希腊的人们亲手搭建石屋。他抛弃都市生活，垒砖砌瓦的目的并非竭力改造自然，而是感受石头的灵性，从中汲取自开天辟地的原始力量而来，比一时灵感和瞬间的激情更澎湃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由《献给将成为房屋基石的岩石》一诗可见，杰弗斯自知人类在与时间和顽石的较量中注定是输家，因为岩石可以弃绝尘世干扰而独立百年，以藤条野兽自娱，但人类却需要自然物质装饰风景、抵御风暴。于是他发出了人以何理由自诩地球主宰者的质问，认为狂妄人类实则脆弱无助，其情感正需借助石头和古诗这样独立于时代意志的载体绵延传承。而其存在的终极意义就是将个体经历融入古已有之的天地。于是，诗人将游历各地收藏的纪念品也嵌入了石屋的墙壁，其中不仅有基拉维厄和维苏威火山喷出的冷却熔岩，还包括友人赠送的北京寺庙里的瓦片。直至今日，在杰弗斯所搭建的石屋的官方网站上，还展示着他的那句诗：“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注定之地。”若无法感受、理解和融入其安身之地，将自然视作接纳者和主人，飘萍将何其无知，又何其不幸。

    曾获普利策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玛丽·奥利弗在其诗歌《幽灵》里，揭露了侵占印第安人领土的白人移民可笑可悲的野心。她将妄图抹杀他族文化、破坏其自然生存环境并挪作资本主义城镇化发展工具的他们比作掉入泥土的失明小麻雀。羽毛还未长齐，这些无助无知的生物便将工业化和科技发展认作人类进步的基石，将自身狭隘的对文化的认知视为人类文明的中心。然而，奥利弗赋予自然真实的感觉，赋予它情感、智力和精神。泥土不言，却孕育生命也保护生命，因为它才是关于欲望和杀戮的征服史永恒不变的背景，拥有对作为自然历史的一部分的人类历史最终的解释权。脱离自然规律而肆虐的霸权会衰亡，而脱胎自生存环境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即便被打压，也终将舞动在大地上。唯独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才吻合在变化中发展、孕育万物的自然。这便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吻合众生本具的佛性，也是奥利弗了解的东方智慧：“现在我理解了，中国古代诗人为何要遁入山间，走得那么远，那么高，一直走进苍白的云雾。”

    如果说最初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诗人们批判了人类与自然界“客体”的脱离行为，那么朱新福教授这部《吟唱自然》专著中提到的最后一位农民诗人，尚在世的温德尔·贝瑞不仅点明人类行为才是自然活动的客体，更强调人类文明的兴衰恰恰反映在人们对待生存环境的态度上。这位认为“吃就是一种农业行为”的生态主义者认为受政治操控、被大集团企业利用的农业工业化不仅对自然产生了不可逆的伤害，也是对社会文明的迫害。与滥用农药化肥杀虫剂，讲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资本利用者不同，农民将自然视作“他的土地、家，社群，以及那欣欣向荣的应许之地”。令其迁居，失去与农耕的直接联系，无异于剥夺了耕作者生存的依托，令其失去对生命的信仰，由此这些绝望之人以自杀或犯罪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农民、农业经济和乡村生活的三重缺席则使由工业和金融体系支撑的城镇成了无根无依、畸形发展的庞大怪物。

    在人们忧虑食品安全的今天，在面对居高不下的碳排放和几乎不可逆的全球变暖趋势，某些国家以不甘愿限制自身方便与私欲的姿态，将自然视作叛逆客体的时代背景下，朱新福教授对美国自然诗歌中的生态环境主题研究深具现实意义。《吟唱自然》启发读者关注被科技发展和社会生活掩盖的生命底色，看见比自身亘久宏大的主体。作者期待我们能将与自然环境以及其他生物的共存共荣作为社会生活的依托，建立与生存空间具体而和谐的联系。这种实用主义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使他的研究在纯粹的文学价值之外，承载了更为多元的生态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