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英汉双语版序

    ■巫鸿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英文版于1995年问世，至今已近三十载。中文版于2009年出炉，也已有十五年之久。此次能够以双语形式再版，一方面说明这本书仍然持续着它的生命力，一方面也要衷心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投入大量人力对原译本进行逐字校对，加强了文字和图版的精确性，同时也替换了一些图片，提高了全书的质量。此外，吴浩、郑岩等同事和友人的鼓励和协助，以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吴宛妮所做的资料查对，也都是新版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

    现在回头看这本书，使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它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些史学概念和研究方向，现在已被学界普遍接受并发展为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比如书中第四章“丧葬纪念碑的声音”，以墓地、享堂和墓葬作为分析和理解汉代美术的一个相互依存、环环相扣的对象，从家庭、赞助人、工匠和死者四个角度探寻墓葬建筑和画像的内容、动机和意义。这种对“原境”（context）的重构和解释隐含了我此后提出的“墓葬美术”概念，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以往十几年中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耳熟能详的领域。

    又如本书第三章“纪念碑式城市——长安”中对西汉长安城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扭转了根据静态平面形态将古代城市进行分类比较的做法，强调城市作为社会活体的性质，从其形态和结构的历史变迁入手进行层累式的历史重构，进而发掘造成其不断变化的“人”的因素。对于美术史研究者来说，长安城中持续叠加的关键性建筑体——从汉高祖营造的未央宫到汉惠帝兴建的长安城墙，从汉武帝开辟的上林苑到王莽创立的明堂辟雍——都不断重新定义了这个城市的重心和边界，同时也引起大众心理的转移和社会风尚的流变。在本书首版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强调历史纵深维度的动态观念，已经越来越深入地内化到对古代中国城市和物质文化的研究之中。

    本书第一章“礼制艺术的时代”与第二章“宗庙、宫殿与墓葬”互为表里，重构和讨论了史前、三代到秦汉的礼制艺术，一方面以“礼器”为线索，发掘这种特殊器物在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中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将礼仪器具放到礼制建筑的环境中，观察祖先崇拜中心从“庙”到“墓”的转变以及中国人对“石材”作为建筑和雕刻媒材的发现。这种将艺术品和建筑环境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目前已被许多学者采用。另一值得特别提出的方面是，本书提出了中国古代礼器的大宗，不论是史前时期产生的精美玉器，还是夏商周三代盛行的青铜彝器，都与特殊的材质和制作技术密不可分。这可以说是我最近提出的“中国材质艺术”的源头，属于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术潮流，值得多说几句。

    以古代玉器和青铜器为例，“材质”同时指涉着“材”和“质”：前者是制作艺术品的物质材料（material），后者指不同材料在意识形态和审美层次上的“质量”（quality）。这个概念因此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一方面引导我们探究艺术创作中对物质材料的选择标准和使用方式，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这些材料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宗教、政治、性别和思想上的含义。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加自觉地探索艺术创造与物质文化、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把中国美术的品种和特性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性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由于任何艺术品都由具体材料制成，“材质”观念超越了时代和地区的限制，可以应用于对不同时期中国美术的分析，甚至可以设想把中国和世界上的各类“材质艺术”联系起来讨论，扩展出更为宏观的视野。

    以此为例证，我希望这本书不仅是学术史中的一份材料，而且能够继续在当下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中发挥作用。我也希望它能够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外读者，引发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美术的更大兴趣和更深思考。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暨东亚语言文明系斯德本特殊贡献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