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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宋庄
在《今生有幸》（中国文史出版社2022年版）中，您曾记录自己在北大期间疯狂看电影的经历（一个月内看了六部电影、五集电视剧、四场戏剧），这个爱好一直保留着吗？
夏晓虹：首先得说明年代，那是1979年到1981年，我在留学生楼陪住，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当时电视还不普及，假如没有记错的话，我家里的电视还是九寸的黑白小电视机，所以，留学生楼的彩色电视对我极具吸引力。而且，那时开始引进国外的电视连续剧，比如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从大西洋底来的人》就是美国片，每周播放一集，那个月看的五集电视剧中，这部已经占了四集。今天看来，我看的很多都是烂片。但在改革开放刚起步的阶段，这些外国影视还是带来很大的文化冲击。加之当时学校每周都要组织留学生到外面看演出，中国陪住同学也多半享受同等待遇，我才会创造了这么高的记录。这既是空前，也是绝后。我现在已经基本不看电视了。
《享受最优厚的待遇——写在北大图书馆建馆110周年》一文表达了您对北大图书馆的深厚感情，能否再概括谈谈您所接触的中外图书馆？ 北大图书馆在您的治学的道路上起到怎样的作用？
夏晓虹：国外的图书馆中，我最熟悉的是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汉学藏书。我在东京大学做过两年外国人教师，所以，除了综合图书馆，用得最多的是文学部图书馆、汉籍中心与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我甚至还曾经拥有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图书馆的钥匙，无论何时，我都可以自由开门进入。当然，因为教员的身份，我在东大的汉籍中心也有这样的待遇。论藏书数量，国外图书馆显然无法与北大相比，但当年我最高兴的是，在那里可以随便复印，这为我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提供了极大便利。并且，国外图书馆基本都是开放式，可以在书库中自己找书，这样，你在预定的目标之外，往往会有意外收获。特别是不同国家的出版物按照专题排列在一起，也可以让你直观地了解国外学者的相关成果。当然，公平地说，我受益最多的还是北大图书馆。北大馆藏书丰富、系统，不只是中国高校之冠，对我的研究来说，它也拥有世界各大学中最好的图书资源。在电子图书、数据库尚未出现之前，占有稀见资料也就意味着占据了研究先机。以我所做的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方向而言，最倚重的尚属旧报刊室，其中的丰沛收藏，满足了我不断延伸与转移的学术兴趣。
您的导师季镇淮先生是中文系出名的“忠厚长者”,在读书方面，他对您有过具体的指导吗？
夏晓虹：我跟着季先生学近代文学。他给我的教诲是，近代文学是从清代演化而来，所以不能封闭在近代，而应当从清初的大家别集开始读起。这一方面体现了季先生治学鄙弃急功近利，注重打好根基；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把文学史看作是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研究其中任何一段，都必须对前后的文学演进有所了解。他还说过：“书是要一个字一个字读的，不读熟也没有用。”意思是，经典作品一定要反复细读，这些功夫总会有益治学。
哪些人对您在读书方面有过较大影响？
夏晓虹：小学阶段，我妈妈对我的读书影响很大。她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会不断把图书室里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本本地借回来给我看，这也是我后来填报高考志愿时，除了第一志愿是中文系，其他两个都填了历史系的原因。而且我对历史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做研究也更多偏向史学，这方面的成果也得到了近代史同人的认可。
您提到自己在本科阶段喜欢卧读，研究领域的变化也带来阅读姿势的改变。您还有哪些阅读习惯？ 比如喜欢快读还是慢读，喜欢在旅途中读书吗？
夏晓虹：早年喜欢卧读，是因为人比较懒散，读的又是单本书，那时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精装书。但后来做近代文学研究，必须阅读大量的报刊，不只是不能躺在床上看书了，还必须去图书馆正襟危坐，阅读姿势因而发生改变。我读书速度比较慢，这大概是读专业书培养出来的，阅读和理解、记忆结合在一起，所以快不起来。读小说这类有情节的书倒是可以跳着读，但我看得比较少。旅途中以休息为主，如果看书，也多半选择与旅游目的地有关的书籍，也会看散文。专业书很少在路上读，因为是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自硕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的写作开始,近代成为您选定的学术方向。为什么选择梁启超？
夏晓虹：最简单的说法是，近代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时代，而无论是其间发生的文学变革、思潮演进还是社会改良，梁启超都是具有覆盖性影响的人物。从梁启超进入近代文学、文化研究，确实可以做到借一个人理解一个时代。同时，对我而言，研究梁启超还可以满足我的不局限于文学、期盼进入更广大的史学领域的初衷。
在您编校的书中,花费精力最多的是《〈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在十年间搜辑梁启超散佚的著述,最后成书143万字。梁启超的读书有何特点，想必您也有关注吧？
夏晓虹：梁启超喜欢谈治学经验，当然也会讲到读书。他曾经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专门写过《读书法讲义》，作过系统的介绍。此书我已收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很容易找到。当然，最有影响的还是他为清华学校学生编写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其中的《治国学杂话》也谈到了他的读书方法。我印象最深的是抄录或者笔记，这其实是从清代朴学大师的治学经验中得来，但结合了梁启超个人的读书体验，就让人感觉很实在。梁启超说：“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钞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他也鼓励青年人著述，认为这样可以加深阅读印象。他还把阅读分为“精熟”与“涉览”两类，前者可以“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后者可以“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细可以有所得，眼快可以博览。诸如此类，其实不只是谈如何治学，对一般的读书人也很有教益。
从梁启超研究出发,后又开掘晚清女性生活、晚清启蒙教育等新话题，您的阅读是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夏晓虹：阅读范围肯定有扩大，而且其中报刊所占的分量会越来越重。虽然做梁启超研究时，我已经开始关注和使用报刊资料，但进入晚清女性研究后则是更加倚重。因为我的目标是，透过晚清女性这个窗口，观察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报刊无疑提供了最鲜活的现场和最多样的史料。而且，除了大家名作这类具有经典意义的书籍外，我会更看重那些时过境迁、已被遗忘的启蒙读物，比如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小学教科书《蒙学课本》，《西法食谱》《造洋饭书》一类最早的西餐食谱，《外国尚友录》《世界名人传略》等世界名人辞典，尤其是《世界十二女杰》《世界十女杰》《祖国女界伟人传》《女界钟》等女性新读本。我认为，正是这批通俗文本、再加上报刊，努力将精英思想转化为国民常识，促进了社会基础的变革，现代社会才得以出现。
在《珍藏生命》（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您提到在人生中最长久相伴的是《梁启超文集》，但您的藏书中竟没有一套《饮冰室合集》，二十多年过去，这种状态有改变吗？
夏晓虹：1998年写《结缘梁启超》时，我还在期待更完美的梁启超文集出来，不过等来等去，只有1936年版的《饮冰室合集》不断影印再版。而我也不便长久占用系资料室那套老版书，为了研究的便利，我还是购买了中华书局2003年第4次印刷的《合集》。后来也想通了，买这套书，还是保留了一个最经典的文本。
曾与陈平原先生合编过《北大旧事》,对北大精神是否有更深刻的领会？
夏晓虹：还是蔡元培先生说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最精确。
对您来说，做学问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夏晓虹：我觉得做学问是一种智力挑战，能够有重要史料的发现，纠正了学界成说，得出了新的结论，直至采用了异于他人的研究思路，都足以让我感觉到智力上的愉悦和满足。梁启超讲《学问之趣味》，还没有发明这一点。
您希望怎么处理自己的书？夏晓虹：我们家里的书太多，陈平原甚至认为已经严重侵占到他的生活空间，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向潮州的韩山师院图书馆送书，主要是把那些可以查到电子版的大套书或估计今后不会去做研究和阅读的图书尽先送走。这样，我们的书虽然大体也是常见书，但对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图书馆而言，还是多有补阙。总之，让个人藏书转化为公共资源，被更多的人利用和阅读，是我们想做的事。
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夏晓虹：不是常常，但偶尔会重温读过的书。读的遍数最多的显然是梁启超的著作，确实能读出乐趣。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反复阅读对于解读文本尤其必要，往往不知如何下手的史料，会在一遍遍的细读中，发现其中隐含的意义与结构。
您写了很多怀念文章，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夏晓虹：还是季镇淮先生吧。毕竟作为学生，我和他接触最多，也从他那里受教最多。所以，在季先生生前和逝后，我为他陆续写过6篇文章。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学者），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夏晓虹：肯定是梁启超了。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夏晓虹：《论语》或《四书》，还有《古文观止》与《唐诗三百首》，可以慢慢读。
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夏晓虹：邀请梁启超和胡适吧，听他们谈过往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恩怨应该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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