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集解》：兵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新创获

    ■朱新林

    中国早期兵学文献是中国古典学（Chinese Classics）的重要构成，经历了经典化（classicize）过程，不少兵学文献被反复筛选，选择删汰，不断改编，进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六韬》正是在这一兵书文献古典化和经典化过程中的典型代表。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古典文献研究中的辨伪学也逐渐有了更新方法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学界提出古书年代学这一重要研究方法，该方法可以涵盖古书辨伪学，对深化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本形成的认识很有裨益。王震敏锐地抓住了《六韬》一书的学术史关键点，撰写完成《六韬集解》（以下简称《集解》），从《六韬》成书真伪、思想倾向、学术渊源、篇卷分合、版本源流、集解考异和佚文辑考等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考察。《集解》的撰作具有贯通的古书年代学意识，既注意利用传统辨伪学的方法，又注重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研究文本的演变和整合，代表了目前学界《六韬》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六韬》经典化的认识，是新时代兵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创获和补充。

    关于该书真伪，作者注重从明古书体例、知学术源流的角度，综合内外书证，指出《六韬》托名太公，其成书当在战国时期，银雀山、八角廊所出太公简应是后世《六韬》的内容来源之一。银雀山汉简《六韬》、八角廊汉简《六韬》、唐人《群书治要》所引《六韬》、敦煌本（P.3454）《六韬》、宋代《武经七书》本《六韬》就有不少差异，这种差异正表明这一文本应该经历过不断改编。因此，王震尤其注意搞清楚《六韬》文本演变和经典化过程。《庄子·徐无鬼》的“金版六弢”和《六韬》的关系是怎样的？《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的《太公》和《六韬》二书关系如何？ 两《唐志》著录太公三书，有《太公六韬》而无《太公兵法》，这时的《六韬》和《太公兵法》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是研究《六韬》时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六韬》学术史上的关键所在。既涉及古书通例问题，也关涉早期文本的经典化问题。作者从金版六弢到与周史六弢、分化重组中形成的太公六韬、从中古六韬到七书六韬三个方面，以贯通的年代学意识做了扎实可信的考证，指出《庄子·徐无鬼》所说的“金版六弢”和《太公六韬》无涉，《汉志》著录的《周史六弢》也不是《六韬》；汉初并没有完整的《六韬》，而仅有《太公》诸书中以《豹韬》等为题名的数篇或数组文章，彼此相对独立，各篇题名出现相对晚出；《六韬》是在各篇章内容较为成熟后，才为各卷确定文、武、龙、虎、豹、犬等带有附会色彩的题名，这时真正意义上的《六韬》整合才算完成，时期应在东汉。从东汉到北宋近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六韬》和《太公兵法》《阴谋》《金匮》等书并行于世，入宋后《太公兵法》《阴谋》《金匮》已经在公私目录中失去身影。王震把古书年代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六韬》个案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兵学文献古典化和经典化的认识。

    这一学术研究案例也是古书多单篇别行（余嘉锡说）的又一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中国早期古书的突出特点是多单篇流传，一开始常缺乏统一结构，这为后世对文本的排列组合提供了多重可能性，以至分合无定。李零曾把这种情况形象地称之为气体（战国秦汉）、液体（隋唐）、固体（宋以后），气体阶段篇章分合无定，液体阶段渐趋统一，固体阶段稳定定形，《六韬》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反映。今本《六韬》是有宋一代《武经七书》中的一种，已经是“固体”阶段之后的文本形态。

    王震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科班出身，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底，这些文献功底在《集解》中有充分体现；他又具有强烈的版本意识，注重版本系统的厘清，纲举目张，收功显著。王震综合银雀山、八角廊竹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俄罗斯科学院藏黑水城西夏译本以及《群书治要》节录和清人辑佚的文本，统计今存版本接近200种，并将其划分为白文本、注解本、节录本及出土文献四类，清晰地勾勒出《六韬》的版本系统。该书汇校以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刻本为底本，这是目前所见最善之本，符合善本精校精注之义。该书附录《校订银雀山汉简六韬》《校订八角廊汉简六韬》《校订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群书治要节录六韬阴谋》《西夏文译本六韬》《六韬佚文》《历代六韬真伪考》，涵括多种读者不易寓目的珍贵文献，史料价值巨大。其中，敦煌唐写本首次使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品的高清电子扫描件进行点校，更正了过去依据缩微胶片因清晰度受限造成的讹误；《群书治要》则以日本镰仓时代写本为底本，是目前通行的天明本之祖本：因此，无论是底本还是校本，版本选择都很精当。《六韬佚文》选取清人七家辑佚成果，加以辑录考订，择善从之，注重结合《六韬》体例，排比精当。需要指出的是，清人的辑佚成果固然丰富，但今人的辑佚成果（如周凤五《太公六韬佚文辑存》）也应予以关注。

    “集解”是魏晋以来重要的汇集注释方法，集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晋书》卷三十三《郑冲传》载）。该书深得“集解”体例精髓，选取八种《六韬》重要注本，结合出土文本以及清人辑佚成果，作了卓有成效的集解考异工作。

    在该书文本考异过程中，王震结合出土实物，相关兵学制度、器物和《孙子》文献及稷下诸子著作，注重发明《六韬》的学术底色和思想内蕴。如《军用》篇训“武冲”“扶胥”“蒺藜”“锁链”之制，结合甲渠候官、肩水金关等古代军事遗址以及黑龙江博物馆藏铁蒺藜等实物加以考证，又引西汉卫青“以武刚车自环为营”之例证其战术；《军势》《奇兵》篇训“奇正”之义及步骑协同战术由来；《五音》篇详解“五音十二律”之“三分损益”法，并与西洋音阶相对照；《兵道》篇引《老子》《庄子》并参合《孙子》言“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之义“本乎抱一也”，揭示其黄老学脉……凡此，皆能左右采获，立论扎实，终成一家之言。

    关于什么是好的学术书，葛兆光先生认为要从是否提供了新史料、新证据，是否提供了新思路、新概念，是否提供典范、方法三个方面作考察。《集解》在《六韬》文本经典化、版本系统、集解考异等方面，提供了新证据、新思路，具备敏锐的年代学意识、强烈的学术史意识和自觉的版本意识，是一部可以称为典范的古籍整理研究著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太公》三书至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一直是单本流传，《谋》演变为《太公阴谋》，《言》演变为《太公金匮》，《兵》演变为《太公兵法》，其中《隋书·经籍志》著录《太公兵法》和《太公六韬》，李零怀疑《太公六韬》就是《太公兵法》的另一种本子，关于这一问题，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银雀山汉简《六韬》、《群书治要》引《六韬》、敦煌本《六韬》主要涉及政论内容，后来才有了兵书化的倾向，这一过程是如何形成的；银雀山本《六韬》、八角廊汉简中太公书的命名是否妥当……这些问题，我们当然期望未来有《太公兵法》的出土给予解答，但我们同时相信，王震在高水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探究将为《六韬》和新时代兵学文献研究贡献更多新知灼见，也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作者为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