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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晓渝
█我深知这部书的翻译难度，不仅学术思想艰深，而且传统音韵学的特有术语，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译”的，但恰恰是这些概念和范畴，承载着独特的东方思维，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和中华思想文化的关键。
欣闻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和英国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Francis）出版集团共同面向全球推出了上、下两册英文版，作为一名汉语音韵学研究者，我为此由衷高兴，也对英译者郭嘉深表感谢。
对中国语言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汉语音韵学是一门门槛很高的学问。音韵学，亦称声韵学，主要研究汉字的“声、韵、调”三大组成要素，在古代与文字、训诂合称为“小学”。其中音韵学又尤其艰深，有所谓“音韵之术，若深入其中，审辩读识，非口耳相授不能及”的说法。
音韵学与语音学、文字学、训诂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有明显区别。音韵学侧重于历史语音系统的归纳整理，而语音学则侧重于发音方法的分析。今天我们所说的汉语音韵学，则泛指研究汉语语音历史发展的科学，主要关注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声、韵、调系统及其内部规律，揭示汉语语音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轨迹。音韵学，尤其是在结合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通过分析利用历史文献、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等语音材料，构拟出不同时期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一般来说，汉语语音史大致可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阶段。东汉末产生的反切注音法标志着汉语音韵学的开始，而利用重要的中古《切韵》音系可以上推下联贯穿整个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反切、四声出现之前的时期统归为“上古音系”——时间上是先秦两汉，由于当时缺乏科学而准确的注音方法，该时期音系面貌究竟如何，是否存在声调或有几类声调等问题，仍值得继续深入探究。
今天中国的语言学者，但凡谈到汉语音韵学，必提及王力先生。王力（1900～1986），广西博白县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汉语史学科的创立者，也是著名的教育家、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任教，曾任中山大学及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54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56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有《汉语史稿》《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中国语言学史》《汉语音韵学》《同源字典》《龙虫并雕斋文集》等，主编的《古代汉语》课本至今仍为各大高校本科中文系所使用。王力先生的研究工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又充分吸收了国外语言学理论，其系列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中国语言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尤其是音韵学的开拓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王力先生所涉的众多研究领域中，汉语音韵学成果最为丰富，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当代的音韵学大师。作为他晚年对毕生关于汉语音韵各个历史时期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五十万言的《汉语语音史》是王力先生一生所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在汉语语音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又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后被纳入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研究必须进行分期，而科学的分期可以体现对历史的深度认识，并能客观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汉语有超过三千年的历史，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汉语语音史》中，王力先生把汉语语音的历史细分为九个时期，即（1）先秦音系，（2）汉代音系，（3）魏晋南北朝音系，（4）隋—中唐音系，（5）晚唐音系，（6）宋代音系，（7）元代音系，（8）明清音系，（9）现代音系；这比他之前《汉语史稿》中的分期精细了许多。虽然这种分期是否完全合乎汉语语音史的实际尚可讨论，但无疑展现了王力先生对汉语语音史深思熟虑的创新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王力先生对汉语音韵学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写出了大量的论著，这些都是《汉语语音史》材料的来源和立论的根据。书中丰富的历代语音材料，大都经过王力先生亲自的鉴定和研究。同时，作为一位引领中国传统语言学走向现代化的大学者，王力对高本汉、李方桂、罗常培、董同龢、陆志韦、李荣等中外语言学家始终抱有开放的态度，对所不认同的观点总是认真分析讨论，如上古喻母的读音、复辅音声母的问题，上古韵部的主元音和韵尾的构拟、宋元以前是否有卷舌声母的问题等等，有的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有的则提出质疑。对一些材料不足征或因其他原因尚无把握的问题，决不强作结论，写明“待考”或“待再详考”。而且书中还多处修订自己过去的看法，勇于承认错误。这种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高尚品格更是值得敬仰学习。
《汉语语音史》的英译者郭嘉是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十八年前她读博期间曾上过我的音韵学课程，也许由此激发了她对古音韵的兴趣。四年前当她告诉我她正着手翻译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时，我既高兴又有些担心。高兴的是，能把《汉语语音史》翻译成英文，将王力先生的这部音韵学巨著推介给海外学者，真是件大好事；可担心的是，我深知这部书的翻译难度，不仅学术思想艰深，而且传统音韵学的特有术语，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译”的，但恰恰是这些概念和范畴，承载着独特的东方思维，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和中华思想文化的关键。更具体地说，即使是中国学生，甚至是中文系的研究生读《汉语语音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讲述，而且还要让外国人能读懂明白，实非易事。如今，见到郭嘉执笔翻译的这套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正式出版，我十分感慨，在很多事情都追求速成的当下，能够静下心来倾注几年心血出色完成这部学术经典的翻译，实在值得称赞。
书中的翻译不乏慧心之作。比如，为了尽量忠实原著，在对韵部进行翻译时，采用了“英文翻译+（汉字+拼音）”的方式，既方便英文读者阅读和理解，同时也更好地帮助其了解汉语古音韵中的所指，如：zhi-rhyme group“质部zhìbù”。通过这种办法，有效地将一些在现代汉语中的同音字所标注的韵部（如支部、脂部、支部）在翻译中区分开来；再如，在对特定术语进行翻译时，首次出现时采用“不带声调的拼音+（汉语+带声调的拼音+英释）”的方式，其中不带声调的拼音是汉语专业术语在英文中的惯用表达方式，带声调的拼音是在现代汉语中该术语的读音；之后出现时则采用“不带声调的拼音+‘汉语+带声调的拼音’”。例如音韵学中的重要概念“阴阳对转”，译著中首次出现时为：yinyangduizhuan“阴阳对转yīnyángduìzhuǎn‘interchange between rhyme groups with nasal and vowel endings’”，在之后出现时，表述为：yinyangduizhuan“阴阳对转yīnyángduìzhuǎn”。
此外，《汉语语音史》是一本讲述古代语音的书，书中所涉及的很多汉字，其实都隐含的是古代发音，但对汉语古音的构拟，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方法，王力先生书中也没有明确标注每个字的古音构拟，于是译者采用了特别的处理方式。对于导论部分“韵书”和“韵图”中的声韵标目字，主要采用了鲁国尧和吴葆勤2011年发表在《古汉语研究》上“四声、三十六字母、《广韵》韵目今读表”中的注音，如“微wéi”“姥mǔ”和“肴xiáo”等。对于不同朝代古音韵的特殊读音，尤其是那些会影响到读者理解的读音，则按照古音构拟来注音，如书中汉代的“叶”（xié），与魏晋南北朝的“协”，都表示押韵的一种方式。因为译者在该术语首次出现时翻译为：xie“叶xié‘adapt the rhyme’”，之后再出现时表述为：xie“叶xié”。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原著中王力先生引用了大量的古诗词作为例证，译者在翻译中并没有避开这些古诗词，不仅翻译了，而且同样对古诗词进行了注音，使得上、下两册的体例得到统一，同时富有文化的美感。如，
坎坎伐檀 [dan] 兮，Kǎnkǎnfátánxī,
Chop down the ebony trees,寘之河之干 [kan] 兮，
Zhìzhīhézhīgānxī,
and pile them on the Rivershore,
河水清且涟 [li̭an] 猗。
Héshuǐqīngqiěliányī.The limpid river is waving gently
作为商务印书馆承担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重磅作品之一，《汉语语音史》英文版的出版得到了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的响应，为优秀中华学术成果走向世界贡献了又一经典案例。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是全球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内最大的学术出版商之一，业务涵盖学术期刊、图书、电子书、教科书和参考书等多个领域，以出版精品学术著作而著称，曾出版过阿多诺、爱因斯坦、罗素、波普尔、维特根斯坦、荣格、哈耶克、麦克卢汉、马尔库塞和萨特等重要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著作，王力的名字也出现在这一长串名字中。现在加上《汉语语音史》英文版，王力先生著作的海外拼图更加完整了。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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