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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昕
编者按：出版家、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兼国家版权局副局长刘杲同志，于11月12日凌晨逝世，享年94岁。刘杲先生为中国出版改革的规划者、开拓者之一，是有远见卓识的出版智者、贤者，不止一代出版人都曾受益于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于上世纪90年代就与刘杲同志相识相知，本报特刊陈昕先生文章，以怀念刘杲先生的为人为学、领导智慧和出版思想。
11月13日子夜，正准备入睡的我收到汪家明同志的一条微信：“刘杲先生昨天突然去世。我今天在他楼下待了一下午。我觉得心的一半没有了，浑身无力，像要大病一场。”瞬间，我的心中荡起怅惋和哀伤，这些年与刘杲同志交往的场景顷刻浮现在脑海，思绪万千，纠结于胸，辗转反侧，长夜难寐。
刘杲同志是我十分敬重的出版界前辈和领导。这份敬重完全发自肺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的人与事越多，敬重的程度越深。本世纪初，我与刘杲同志的思想交流逐渐多了起来，一旦在出版工作中有什么重要的想法和做法，包括困惑和不解，总想第一时间向刘杲同志诉说。因为有了互联网，交流跨越了时空，变得容易和方便起来。最初我按习惯称他“署长”或“前辈”，刘杲同志专此复信与我，说及我们年龄虽有代差，岗位也曾不同，但志同道合，还是以“同志”相称为好。从此不管是面见还是网见，对他我都称“刘杲同志”。
我与刘杲同志相差二十多岁，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他也没有做过我的顶头上司。上世纪80年代初刘杲同志担任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领导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步入出版行业的新兵，无缘与国家部门首长见面。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刘杲同志是在1992年，当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担任总编辑，刘杲同志来港公干，顺便来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看望大家。初次见面，最强烈的感觉是他身上有一股子特别的气象，叫气度也好，叫气质、气韵也罢，让人觉得温暖、和顺，却力透着智慧和睿气；他说话声音不高，但极具穿透力，内容耐人深思，给人启迪。
第一次与刘杲同志深谈是在1994年的全国书展期间，那时我刚刚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午餐过后在宾馆的电梯里巧遇宋木文和刘杲同志。刘杲同志问我中午有无休息的习惯，如无可到他的房间聊聊天。这一聊就是两个小时，话题涉及出版改革和发展的方方面面。我汇报了自己在香港工作期间了解到海外出版业的一些情况，谈了对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一些想法，包括政企分开、组建集团、发行中盘等。刘杲同志逐一对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循序渐进，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推进出版改革，强调政府主要应在法规建设和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作用，还谈及出版法的起草情况。我认识到他不仅是一位大领导，还是一位出版行家。
1965年，刘杲同志随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同志调京，后来一直在出版界工作，从文化部出版局到国家出版局，再到新闻出版署，他见证了半个世纪中国出版的蹒跚与腾飞，亲历了改革开放之初出版业的气象洞开，格局巨变。他曾参与主持了三个全国出版规划的制订和实施，经他运筹帷幄，成就了一系列重大出版工程，包括上海出版的皇皇巨著《汉语大词典》。他曾担任著作权法起草小组和出版法起草小组的组长，今天中国出版领域最重要的法规、条例的出台都与他息息相关。他曾参与协调和处理了许多事关出版业发展的重大事项，包括设立国家版权局，确立版权局与新闻出版署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等等。
对于我辈来说，刘杲同志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热心提携中青年编辑。1993年底，刘杲同志从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岗位上退下来，转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在他的建议和
主持下，中国编辑学会于1995年专门成立了中青年编辑研究会，由胡守文和我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编辑，如龚莉、俞晓群、曲仲等均参与其事。在成立大会上，刘杲同志对中青年编辑殷殷嘱咐，寄予厚望，说到心中有理想，才能高擎“中国编辑”的光荣旗帜，为中华文明谱写新的篇章。同年，刘杲同志还从编辑学会不多的经费中挤出专款，策划了“中青年编辑论丛”，资助中青年编辑出版个人论著，并亲自为论丛作序。
我的小书《编匠心集》有幸收入论丛。拙作出版后，刘杲同志以《读〈编匠心集〉》为题，在《中国图书评论》发表文章，写道：“这些年来，我深感需要加强对出版业的经济学研究。出版业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门，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对于这一点现在没争议了。因此需要研究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经济学的依据，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问题是目前能做这种研究的人不多。像陈昕同志这样既熟悉出版、又具有经济学素养、还是热心人，十分难得。”这一鼓励，令人感动，也拉近了我和刘杲同志的距离。
2006年，承贺圣遂社长厚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国出版产业论稿》一书。应我的请求，刘杲同志欣然为该书作序。序中写道：“我之所以特别看重陈昕同志对出版产业的经济学研究，是因为要做好出版产业必须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论稿》不是坐在书斋里从书本到书本，而是以饱满的热情和勇气面对出版产业的现实。正因为这样，《论稿》有许多闪光的亮点。”并分别以“这是很宝贵的”“这番议论很有远见”“这番议论很有气派”“这番议论切中时弊”等，对书中的一些观点予以褒奖，关切之情，溢于笔端。
刘杲同志对中青年编辑的关心和爱护是缘于对出版事业的挚爱，是基于他一以贯之的出版理想，希望我们的出版事业后继有人，兵强马壮。我揣摩，什么是刘杲同志的出版理想呢，细读他的著述可见端倪。离开领导岗位后，刘杲同志笔耕不辍，时有文章发表，我不管多忙，都要在第一时间细细研读。他的文章简洁明快，立论闳阔，通常标题就是立场，譬如《文化产业首先要讲文化》《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牢记出版工作的神圣使命》《关键在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我们是中国编辑》《理论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灵魂》等，读来十分舒展，令人振奋。
在这些文字的深处是一位老出版家对出版事业的坚定和坚守。在时代大潮面前，他十分重视出版社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强调出版企业要增强面向市场的能力，提倡出版信息化、国际化，但对出版娱乐化、商业化始终保持一分清醒；他不断提醒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度，不能因为市场的喧哗、利益的诱惑而失守底线，不能变为小平同志批评的那种“混迹于”出版界的“唯利是图的商人”；他反复强调编辑之魂在于文章的品质、文字的灵性、思想的光辉、精神的魅力。在刘杲同志的心底，对出版工作有一份永远的神圣，有一份透明的纯粹，用以对抗当下滚滚而来的市侩化、市俗化，这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寄托，肩负着社会的良知，刘杲同志对此心心念念，孜孜矻矻，从不倦怠。这些年里我出差北京，但凡有点时间，都会到他位于方庄的住所坐一坐，聊聊天，聆听他的教诲。我们还很早就通过互联网进行邮件交流，后来又建立了微信聊天渠道。我们的聊天并不局限于出版工作，更多地是聊文化现状，聊经济发展，聊科技创新，聊国际关系乃至世界大势，还不时向对方推荐值得一读的文章。这两天我浏览了近两年与刘杲同志的微信交流记录，共有200多条，从中可以看到他浓浓的家国情怀和对人类命运的深深关切。关于市场经济中的法制建设，他说道：“没有健全的法制，市场经济不能健康发展；没有健全的法制，贪官污吏没完没了。”关于中国经济的短期压力和长期出路，有经济学家提出上中下三种策略选择。他阅后写道：“上策非短期能兑现，且难度大。下策几乎等于不作为。恐怕弄来弄去，最后还是中策。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严峻，国家很困难。我想起，上世纪60年代，外有美帝苏修压迫，内有严重自然灾害，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我们终于挺过来了。该咬紧牙关时，就得咬紧牙关啊。”对于瑞士信贷分析师《全球秩序的崩溃与重组：中美俄欧大博弈》，他阅后评论“强与弱，兴与衰，无不显示对立统一规律的作用”，等等。
诗言志，刘杲同志的家国情怀时常通过诗词来抒发。我的微信中曾收到过刘杲同志发来的几十首诗作。“玉兰——寒风放肆裹黄沙，喜见玉兰满树花。柔貌刚心逆势上，大千道理在芳华。”“清明——踏青扫墓又一年，先烈精神世代传。壮志宏图路漫漫，牺牲奉献爱绵绵。”这是他今年发给我的最后两篇诗作。诗情在，人已去，唏嘘间不只是悲伤，还有慧根与力量。刘杲同志没有走远，他的目光还在眷顾着我们及后来者，他的智慧还在滋养着中国的出版事业。
刘杲同志的思想和形象永远留存在中国出版人的记忆里。
（本文作者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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