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灯火与真实的灯盏

    ■郭小聪

    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研究可谓是现实而特殊的。各个国家地缘和实力地位不同，其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也就不同，即使面对同一种理论或概念，各国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

    这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学问主要应以问题为中心，而问题之所以常常成为某一国而非别国的问题，又因为不同的处境和视角，才会“横看成岭侧成峰”。而要识得庐山真面目，化解自身危机，就只能靠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和应付，不可能仅从别人的理论中去找答案。借用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的立论，制度变革就是来“迁就现实”的，很难论优劣。国关研究也是一样，既然各有各的“现实”，对策也就各有千秋。

    拾人牙慧于事无补，而那种臣服于别人精神成果的学术心态更糟。早在19世纪，爱默生就在《美国学者》中喊出了：“我们仰人鼻息、在学术上长期当别国学徒的日子快要结束了。”那么什么时候，中国学者充满洞察力的学术眼光也能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呢？ 毕竟，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原创性见解至关重要，如果你本该拿起自己手中的盾，却学着举起别人的矛，这不仅是可笑的，更是危险的。

    理论不是用来玩味的。教科书式的思维与创新性思想虽然同是头脑的产物，却有着本质区别，就像辞典与经典的分野，教条与睿智的差异，画中灯火与真实灯盏的不同。灯盏的光亮即使是微弱的，颤抖的，也是有热力和活力的，可能照亮人们前行的方向。中国学者潘一禾认为：“能否提出创造性的言论和被广泛认同的思想原则，将是一国综合国力，尤其是软实力强大的重要标志。”如果仅仅习惯于在别人的理论框架下著述，做窝，就有些像是拿自己的心血去阐发别人的立论，这种注经式研究，不是在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反而是在印证别人的软实力。

    当然，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如文化学者张隆溪所说：“中国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独立于他人来思考，不如说是批判地思考他人已经思考过的东西，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弄清楚别人思想的内容，才可能达成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批评立场。”但关键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不是只把别人的思想拿过来咀嚼一番，还假装自己的创见，津津有味。古人早已悟出这些道理，但每一代人付诸实践都需要热爱真理，抛弃杂念。

    实际上，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外来新思想的吸收借鉴有自己的特点，不喜欢繁琐思辨，总要取精用弘，为我所用，相互融通，甚至简化、强化为一个名词或一句话，凝聚为文化符号。二三十年前，“文化软实力”概念还是学术界新名词，现在在中国社会却广为人知，大众媒介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标题话语：某某“行业提升‘软实力’”，某某“产品‘亮剑’凸显文化软实力”，甚至是某某街道、某某村“彰显文化软实力”这类标语口号。“软实力”概念在中国如此的“异化”和通俗化，恐怕连首倡者约瑟夫·奈都瞠目结舌。

    这一中国化过程是自然的，近现代以来涌进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中国人都会融入自己的文化精神。恰如学者王德峰所言：“若深思一下，即可发现，中国人用这些词语时的意蕴指向，并没有落在西方思想的意义场中（当然，中国学者用法除外）。再如，中国人今天所说的‘讲道理’，仍不是全指‘遵理性、讲规则’，更多的还是指‘顺乎常情’（‘常情’是包含着感性真相在内的）。今天的中国人也仍然常用‘苍天’、‘百姓’这些词语，用以表达一切中国人都能领会到的一种很深刻的社会生活原理。”的确，中国人平时虽然表现出实用理性精神，可一旦认为生活中的某种重大抉择涉及大是大非问题，又会格外看重以义为先，义无反顾，而不仅仅依靠逻辑推理和判断。外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在高语境文化的中国社会，道理越是浅近，合乎情理，意志和共识的凝聚也就越是广泛而强有力。

    还有一点，要想实现思想创新，就要诉诸相应的表达形式，远离陈词滥调。我曾感叹：“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精神。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精神潜力，我们会步入它的学术殿堂，翻阅它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读物，看看这个国家的一流学者们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想到什么地步，又是如何表述的。一个国家在精神文化上的创造活力，往往会从它的表达方式上显现出来；一颗自由的心灵，也不可能用干巴巴的语调说话。”思考的个性必然表现为语言的个性，学术研究尽管有它的规范要求，但不可能限制一个学者自由豪迈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思考。在这个世界上，别人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表达到什么地步，你就深刻到什么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