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学识·学养

    ■王燕

    正如策划者刘进宝教授所言，“雅学堂丛书”的初衷是以“大家小书”的形式，将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大家的学术史、思想史，以及学者们之间的交流史，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收入该丛书第二辑的陈锋先生著《珞珈山下》正是如此，该书以作者成长心路历程为主线，分为“回忆与访谈”“序言与评论”“讲演与杂说”三个专题，于貌似点滴琐碎间，呈现大格局、大视野。本文拟从学记、学识、学养三个维度进行述评。

    学记：往行前言浩浩无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文中，作者追忆恩师彭雨新先生的往昔，既有对彭先生为师的评价，也记录作者研究清代财政史并成为名家的历史偶然和必然。从中可以了解一位名教授对一个年轻学者，大至研究方向、论著结构，小至遣词造句、注释技巧、标点符号等的悉心指导，也可以感悟学术的传承必然是学术心灵的互通和学脉的接续。也由此知晓一些“学缘”：因为彭雨新先生与李文治先生交往很深，陈锋在本科阶段即有缘结识李文治先生等名家，得到指点，李先生依据陈锋的研究兴趣和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军费、盐政、漕运是清代财政的关键点，对陈锋研究的发凡起到重要启发作用。

    陈锋不忘师恩，彭先生整理的《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陈锋等以“必须付出大力相助”的决心予以出版。陈锋还从中国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清代及近代财政史的研究、明清经济史的研究等方面，对彭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贡献做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并对彭先生主要著作的内容和成书过程进行了细致梳理。在彭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牵头组织、出版了多卷本的《彭雨新文集》。《珞珈山下》收入了陈锋撰写的《彭雨新文集》的序言（《彭雨新先生的为人为学及财政经济史研究》），对彭先生的生平、为人、为学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陈锋对彭先生档案爬梳之细腻、对著作诗词研读之深入，以及对老师的缅怀崇敬之真挚。

    《淹贯豁达：深切怀念吴剑杰先生》一文是对吴剑杰先生的追思。陈锋不是吴先生的嫡传弟子，但相知跟随四十年，可谓“胜似良师益友”。除梳理吴先生的学术外，文中还讲述了吴剑杰教授生前的趣闻轶事，以及才情雅兴：“吴先生不但书法好、文章好，亦善画能曲，真真若古之才子。”文中载，早年，武汉大学历史系凡有长者过世，挽联大多由彭雨新先生撰写，学界熟知的姚薇元先生“两考震天下”（《北朝胡姓考》《鸦片战争史实考》）之语，即出自彭先生的挽联。彭先生过世后，挽联则大多由吴先生操刀。吴剑杰教授仙逝，陈锋敬撰挽联曰:“问中山治香涛淹贯近世已有文论泽学林 习经纶育桃李熟稔四艺怎堪巨擘倚偏门。”细揣此联，当不止于哀思，或如文中所言：“吴先生一直保持师门之博大与考证之精审的学风，其学术识见、学术成就，以及诸般才艺，远在人们的认知和所获得的声誉之上。”

    《天下何人不识君：冯天瑜先生的“日常”》一文，记录陈锋教授与珞珈山下另一位史学大家从初识到同事到相知的过程。在与冯先生的交流中，文化史与经济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互通交融，珞珈山下的史学研究的经络就此愈加畅通，视野愈加开阔。据该文揭示，冯天瑜先生调入武汉大学后，“借助冯先生的名气，因人而盛，武汉大学也由此逐步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至1996年，学校为冯先生的研究和之后的发展提供平台，专门下发文件，成立了跨历史、哲学、文学、外语等学科的中国文化研究院，冯先生任院长，郭齐勇、陈锋、陈文新任副院长”。经过冯先生、陈锋等学人的“艰难的筹备”，2000年，中国传统文化中心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陈锋认为“冯先生以宏观研究、理论归纳见长，传统文化中心，既汇集了文史哲的学者，又有宏观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不同方法,实证研究与宏观研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正可以互相弥补”。这精准总结了传统文化中心的特点。冯先生驾鹤西去，陈锋所撰挽联为：“溯源中华元典，寻幽文化生成，格局何其大。开创一代史风。解构周制秦制，考论旧章新语，史坛称祭酒。同志仍需努力。”既是对冯先生学问的高度评价，也是承继其遗志的心声。

    陈锋认为，学者的养成，“一是学术研究的初始阶段，非常需要前辈学者的指引，特别是一些比较专门的课题，更需要老一辈的指导。二是学术研究除了自身的努力外，也需要好的客观条件，需要领导、同行、报刊出版部门的支持和鼓励”。也就是说，学者的养成，基于师门的传承、自身的努力和机缘巧合。陈锋教授对学生可谓宽严相济，对学生爱护和提携有加，当来自珞珈前辈的桃李之教和代代传承。

    学识：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珞珈山下》所选文章，按该书“后记”所说，“尽量选一些非财政经济史方面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所选文章中领悟到陈锋教授对中国经济史、财政史研究的见解。陈锋在《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坊间多有夸大民国学术成就的言论”，不足为据。同时，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制度史、政策史方面，民族地区经济史及边区社会经济史方面，以及基层社会生活史、技术史、物质文化史方面，均需要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

    关于财政史的研究，陈锋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税收、财政与国计民生》中指出，在传统社会，税收与财政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需要特别注意的，一方面是历史上的税目设置、税率轻重与国家财政收入和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是财政收入、支出结构的变化与国家财政治理能力的关系。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传统社会的“国家财政能力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方面，有超强的手段……但是财政支出毕竟没有直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投入，相关类项的经济发展甚少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国家对财政支出的安排，用于社会民生方面，也十分有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原生态的经济，是一种‘自然性’发展或迟滞，人民的生活也实实在在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模式。到了清代后期，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共财政开始出现，这是财政转型、财政近代化的一个标志”。这种视野和认识，或许就是陈锋教授倡导的用“大财政史观”——由税收而观照财政，由财政而观照经济，由经济而观照社会的研究理路。

    学养：万卷经纶一襟风雅

    《珞珈山下》还收录了文化、收藏、鉴赏等“杂说”。陈锋教授作为珞珈史学的翘楚，专业研究之外，又有着传统文人的雅兴。其在《古人的生活品位：养生与赏玩》一文中认为，古代有品位的文人，琴棋书画诸艺皆精，“相较而言，我们现代人就显得很浅薄”。并且认为，“收藏与鉴赏是人生一大乐趣”，而“起居器物、环境与旅游、交友，是人生一大况味”，而“富收藏、精鉴赏、工文学、善养生”，是古代文人的理想状态。

    陈锋教授的收藏，特别是砚台的收藏，在业内颇有声名，一度应邀担任中华砚文化联合会的副会长和专家委员会主任，书斋也命名为“百研（砚）斋”。本书收录原载于《光明日报》的《历史上的“四大名砚”考辨》（《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一文，考证出历史上并没有“四大名砚”之说，晚近所谓的“四大名砚”，有很多功利成分，从而揭示真正的收藏家对文玩是发自内心地喜爱欣赏，而非重其商业价值。除该文外，陈教授还发表有《红丝砚史实考》《红丝砚的历史演变与雕刻风格》《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作坊及匠人待遇》《清代造办处作坊的匠人待遇与银两来源》《皇帝的砚台：清代前期“宫作砚”的几个问题》《雅好与交谊：清代官员、商人的文玩进贡》等相关论文，做到了收藏与学术研究的结合。

    陈锋教授闲来还时常绢上作画，以申雅兴。近年相继出版的两本诗集《癸巳诗稿》《乙未诗稿》，则展现了“历史学家的浪漫情怀”。

    概言之，《珞珈山下》读来的感受恰如作者在本书《后记》中的感慨，“既有‘品’又有‘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