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于写信的纸称为信笺,又名诗笺、花笺、彩笺、锦笺等。信笺多为八行红色丝阑,称为“八行笺”,较为通行。彩笺则用各种色彩印制,图案有山水花鸟、神仙人物、汉瓦周壶、钟鼎铭文等。在笺纸上作信札,称为信笺;作诗题咏,称为诗笺。史书载,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五色花笺,唐代有著名的“薛涛笺”。明代时,由于雕版技术高度发达,笺纸制作已精妙绝伦。一张好的花笺,往往是诗、书、画、印俱佳的美术品。以花笺制成的书称为笺谱。明代《萝轩变古笺》和《十竹斋笺谱》使人们看到明代绘画、雕版、彩印的成就。其中的饾版拱花技术,是版画史上一大创新。鲁迅曾说:“木刻的图画,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至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我们至今还能够看见实物。而且由此明白:它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明人曾用之于诗笺,近乎雅了,然而归结是有文人学士在它全体上用大笔一挥,证明了这其实不过是践踏。”(《〈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从这段文字中,说明了鲁迅对于中国传统版画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版画原为“俗”的、“大众的”艺术,而诗笺则是近乎“雅”的,即文人学士们的小众艺术。然而鲁迅并没有摒弃这种传统艺术中的优良品种,为了继承和保存中国版画的传统编辑出版了至今称为新文学善本的《北平笺谱》。
信笺作为毛笔时代写信的载体,鲁迅一直在使用。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工作后,一直在琉璃厂购买笺纸,写信、记日记都用笺纸。鲁迅日记中有许多诸如到琉璃厂清秘阁、青云阁等笺纸店买信笺的记录。1929年3月8日,“得钦文信并信笺四十余种。”这是鲁迅收藏信笺的开始。是年5月23日鲁迅日记载:“从静文斋、宝晋斋、淳菁阁蒐罗信笺数十种,共泉七元。”在这天鲁迅致许广平的信中说道:“走了三家纸铺,集得中国纸印的信笺数十种,化钱约七元,也并无什么妙品。如这信所用的一种,要算是很漂亮的了。还有两三家未去,便中当再去走一趟,大约再用四五元,即将琉璃厂略佳之笺收备了。”28日,“往松古斋及清閟阁买信笺五种,共泉四元。”鲁迅给许广平的信正是用了在琉璃厂购买的漂亮的花笺纸,传递着他的爱意。
此后鲁迅不断的搜集各种笺纸,1929年起,鲁迅常以花笺与友人书信往来,并为山本初枝、望月玉成、内山完造等日本朋友以他的书法书写诗笺。
1933年初,鲁迅与郑振铎开始编辑《北平笺谱》,鲁迅在上海,郑振铎在北平,二人通信极为频繁,并且经常互相走访,共同参加社会活动,共同看电影。1934年2月,《北平笺谱》出版。他们又开始编辑《十竹斋笺谱》,此时他们又商议翻印介绍宋、元、明以来的版画,出版《版画丛刊》。
“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惟一之丰碑”——《北平笺谱》
1933年2月5日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说:“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尤(对于各派)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彩色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由此动议开始,一年中,鲁迅在上海,郑振铎在北平,关于此书的出版有30多次书信往来。至年底,鲁迅、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由北平荣宝斋印行。
此书系由鲁迅与郑振铎合编,1933年底出版,共收图332幅,选用陈师曾、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等绘画大师的笺画作品,第一版共印100部,前有鲁迅、郑振铎序文各一篇,鲁迅序言由天行山鬼(魏建功)书写,郑西谛序言请郭绍虞书写,书末有西谛《访笺杂记》一篇,叙述了成书的经过。版权页有“鲁迅 西谛”签名。这些笺纸来自北京的荣宝斋、淳菁阁、松华斋、静文斋、懿文斋、清秘阁、成兴斋、宝晋斋、松古斋等九家纸店的木版水印作品。初版的100部中,鲁迅留下20部,其他分赠蔡元培、台静农、斯诺、增田涉等友人,还寄赠给纽约、巴黎、日本等外国的图书馆。有20部由内山书店寄售,很快售罄,于是又加印了一百部。
1933年10月17日,郑振铎起草了一篇《〈北平笺谱〉广告》,随信寄给鲁迅。并在《文学》月刊11月号上发表。19日,鲁迅收到郑振铎的文章。21日,鲁迅将此广告修改后寄交郑振铎,并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说:“此稿已加入个人之见,另录附奉,乞酌定为荷。”鲁迅修改后的文章中提出了重要的“个人之见”,指出此书“实为极可宝重之文籍;而古法就荒,新者代起,然必别有面目,则此又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惟一之丰碑也。”《北平笺谱》出版后,至今再没有一部像样的新刻笺谱问世,木版制笺几近绝迹,正如鲁迅所言“恐不久也将消沈”。它的确成为“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惟一之丰碑”。
郑振铎的遗憾——《十竹斋笺谱》
《十竹斋笺谱》是明末木版彩色套印的笺画集,共四卷,崇祯十七年(1644)印行,收图283幅,使用饾版、拱花技术,是中国传统印刷 技术的高峰。编者胡正言(1584—1674)字曰从,安徽休宁人,寄居南京鸡笼山,画家、印人、出版家。因其宅院种竹十余杆,故命斋名为“十竹斋”,并设刻书坊,发明饾版、拱花及彩色套印技术,将徽派版画推向极致。所辑印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是中国印刷史上的经典杰作。《十竹斋笺谱》所使用的饾版是将彩色画稿分色钩摹下,每色刻成一块木版,然后逐色套印,形成多色叠印的绘画效果;拱花则是利用凸凹两版嵌合,以凸起的线条来衬托画中图案。此书非常有名,1933年底二人刚刚联手出版了《北平笺谱》,马上着手准备翻刻此书。
1934年1月6日,鲁迅致信郑振铎,建议他再编印明代小说插图集和影印明版小说等,认为“笔墨更寿于金石”。1934年初,郑振铎提议翻刻《十竹斋笺谱》,征求鲁迅意见:“尝于马隅卿许见王孝慈所藏胡曰从《十竹斋笺谱》,乃我国木刻之精华,继此重镌,庶易流传,北平印工当能愉快胜任。”(郑振铎《〈十竹斋笺谱〉跋》)1934年2月9日鲁迅致郑振铎信说:“先前未见过《十竹斋笺谱》原本,故无从比较,仅就翻本看来,亦颇有趣,翻刻全部,每人一月不过二十余元,我豫算可以担任,如先生觉其刻本尚不走样,我以为可以进行,无论如何,总可以复活一部旧书也。”出版《十竹斋笺谱》的动议终于落实。
不过鲁迅有些担心北平现在的刻工是否能胜任极细之古刻。由于明末之后战乱不断,明刻《十竹斋笺谱》存世极少,郑振铎说他二十多年来搜集版画不下千种,对此书特别关注,但搜集此书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先是打听到天津涉园陶氏(陶湘)有一部旧藏,可询问时书已转售日本文求堂书店,后来他又查看了文求堂书目,此书尚在,于是马上写信求购,文求堂却说书已售出,郑振铎认为那书店只是一个托辞,实际上是想自藏而已。鲁迅通过内山书店的员工查实:“前日有内山书店店员从东京来,他说他见过,是在的,但文求老头子惜而不卖,他以为还可以得重价。又见文求今年书目,则书名不列在内,他盖藏起来,当作宝贝了。我们的翻刻一出,可使此宝落价。”最终,郑振铎通过赵万里借得北平通县王孝慈的藏本,请荣宝斋试刻,3月2日就将两幅复刻的样本寄鲁迅。3月26日,鲁迅回信说:“《十竹斋笺谱》的山水,复刻极佳,想当尚有花卉人物之类,倘然,亦殊可观。古之印本,大约多用矿物性颜料,所以历久不褪色,今若用植物性者,则多遇日光,便日见其淡,殊不足以垂远。但我辈之力,亦未能彻底师古,止得从俗。抑或者北平印笺,亦尚有仍用矿物颜料者乎。”6月21日,郑振铎又寄样本36幅,鲁迅回信:“《笺谱》刻的很好,大张的山水及近于写意的花卉,尤佳。”关于印《十竹斋笺谱》的用纸,信中说:“对有纸张,我是外行,近来上海有一种‘特别宣’,较厚,但我看并不好,砑亦无用,因为它的本质粗。夹贡有时会离开,自不可用。我在上海所见的,除上述二种外,仅有单宣,夹宣(或云即夹贡),玉版宣,煮硾了。杭州有一种‘六吉’,较薄,上海未见。我看其实是《北平笺谱》那样的真宣,也已经可以了。明朝那样的棉纸,我没有见过新制的。”还由开明书店寄上三百元,以做刻书的前期费用。几个月间,他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平,就书的用纸、开本、定价、出版时间等问题频繁通信讨论,鲁迅还为该书手绘设计了书牌,并撰写了翻印说明,载《十竹斋笺谱》扉页,文章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版画丛刊会假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翻印。编者鲁迅,西谛;画者王荣麟;雕者左万川;印者崔毓生,岳海亭;经理其事者,北平荣宝斋也。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
1934年底,《十竹斋笺谱》第一卷由版画丛刊会出版。(此书实际印成时间为1935年3月,鲁迅首次得到书的时间是4月9日)列为《版画丛刊》之一。这第一卷的出版,整整用的一年的时间。鲁迅写信给郑振铎表达了他的抱怨:“我们的同胞,真也刻的慢,其悠悠然之态,固足令人佩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无怪古人之要修仙,盖非此则不能多看书也。”1936年3月28日致增田涉信又抱怨:“郑振铎君因活动过多,对《十竹斋笺谱》督促不力,现在第三册好容易才刻好,即将付印,全部(四册)不到明年是出不成的。”之后又多次在信中催促全书的早日出版,此时鲁迅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936年9月29日,大病中的鲁迅致郑振铎信中说:“《十竹斋笺谱》(二)近况如何? 此书如能早日刻成,乃幸。”20天后,鲁迅离世。此书全部完成于1941年,郑振铎在书的跋语中说出他的苦衷:“然第二册付镌后,工未及半,燕云变色,隅卿讲学北大,猝死于讲坛之上。余亦匆匆南下,以困于资,无复有余力及此,故镌工几致中辍,时时以是为言者,惟鲁迅先生一人耳。迨第二册印成,先生竟亦不及见矣。”鲁迅最终没能看到全书的出版,这也是郑振铎的一大憾事。
(本文摘自“鲁迅与国民人文素养系列读本”之《鲁迅的美术课堂》,萧振鸣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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