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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但鼎盛时期是在宋代。宋代著名的书院有四个，即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郑州的崇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古庐州城里的书院名气和影响力自然比不上四大书院，但也是影响了一大批莘莘学子，而且从时间和办学内容、办学成果上来说，有许多值得骄傲之处。
在今天的蒙城路与安庆路交口的地方，合肥市六中中校区的校园里竖立着一座纪念碑，是一本翻开的书籍雕塑，上面记载着这里曾经是学宫所在地，俗称文庙。最早是庐州府学，即合肥历史上第一所官办的地市级学校，距今已有1100多年。
根据资料记载，庐州府学始建于唐朝会昌年间，宋朝时一度改为景贤书院。曾经有人撰文说“合肥最早书院为元代所建的三贤书院”，三贤书院其实就是景贤书院。元朝揭徯斯在《景贤书院大成殿记》里解释说，所谓三贤指的是宋枢密副使给事包孝肃公、太子少保马忠肃公和敷文阁直学士王定肃公。
这三人中，包公大家都十分熟悉，马忠肃公指的是庐州人马亮，字叔明，生于957年，卒于1031年，宋太宗时的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工部尚书、太子少保。马亮家族在北宋时为合肥第一家族，可考为官的有十几位之多，与宰相辛仲甫、吕蒙正、吕夷简、王珪等都有姻亲，《宋史》里有“马亮传”载；王定肃公指的是王希吕，字仲行，他虽然是宿州人，但担任过庐州知府，《宋史》里说他“天性刚劲，遇利害无回护意，惟是之从”，也是一位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的人。
明朝时，四川省西充县人马金就任庐州知府后，特别重视教育，发展了景贤书院，培养才子。《中国人名大辞典》载文说：“马金所至有惠政，民庙祀之。”时称“天下清廉第一”。
历史上，那里是几经兴替，屡遭战火。1853年，太平军进攻合肥，一把火将那里所有的建筑焚烧殆尽。后来，还是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重新将其修复。可以说，这里历来都是书生学者以及清官们流连忘返、研疑解惑的场所，留下了庐州众多名人的足迹，包括姚铉、窦默、蔡悉、龚鼎孳、李天馥、朱景昭、蒯光典、李鸿章等。
1929年，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学迁到那里。抗战时，学校迁立煌县（今金寨县），改称“安徽省立立煌女子中学”，抗战胜利后才重新迁回那里，几度易名，至1956年创办完中时方定为“安徽省合肥市第四中学”。虽然校名屡经更迭，校园数次搬迁，但优良、严谨的办学传统却流传至今。
据说历史上的景贤书院规模宏大，自南向北依次建有棂星门、泮池桥、戟门、月台、大成殿、明伦堂等，另有配殿、礼门、崇圣祠等附属建筑，大成殿里供奉至圣先师孔子位，两厢配颜子、孟子等人之位。
合肥自古“学风优颖，几同邹鲁”，历朝历代都重视书院的建设，每逢盛世或每逢州守尊师重教者，都要对书院进行重新修缮。规模大者如宋嘉定时，书院有房屋三百余间；学事盛者如明弘治间，有殿、庑、门、堂、桥、斋、居、号室，“尊经有阁，明伦有堂，师生有居，游息有所”。
庐州城里除了景贤书院，还有几处书院的遗址。
一是包公书院。1916年由孙仲修、陶述彭共同编修、刊印的《香花墩志》云：书院据墩，南为大门，旧为浮图寺。明朝 弘 治 年间（1488-1505），庐州知府宋鉴见小洲环境幽雅，遂将小庙拆除，改建为包公书院，并改洲名为“香花墩”，让包公的后裔在此读书。当时的香花墩周围已经是“蒲荷数里，鱼凫上下，长桥径渡，竹树阴翳”，墩内曲桥幽径，亭台小榭，杨柳抚波。
包公祠管理处的傅刘先生说，包公书院后来改为“包公祠”，经过合肥知县左辅重修，始具规模。后来太平军攻打合肥，包公祠也毁于一旦。到了清光绪十年（1884），李鸿章私人筹措了白银二千八百两加以重建，规模依旧，增添了东西两院，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香花墩包公祠。
还有一处是正学书院，是明嘉靖年间由督学耿定向向知府喻南岳建议修建的，按照《安徽省教育志》上“安徽各县书院一览表”，院址在县学的西边。而（嘉庆）《合肥县志》上对原先的县学基础有描绘：洛水桥东，前至前大街，后至后大街，东至庐州营署，西至孝义巷。
还有一个兴建较晚的书院是斗文书院，时间是清朝康熙年间，文献记载十分简单，为知府王业兴捐俸倡建，地点为城隍庙左。
书院招收的学生对象与州、县官学还是稍有不同的，州、县官学以考取的秀才为对象；书院的生源一般是贡、监生，还有未考取秀才、年龄较大、已读完“四书”五经的童生，当然，已考取的秀才准备参加乡试的，经过书院考试合格，也可到书院学习。
历代书院都制定有组织管理、学生待遇和教育教学等各项制度。单是书院负责人的名称就千奇百怪，各朝代、各地区都不尽相同。常见的有山长、院长、洞主、堂长等，以山长之名用得最久、最广。山长以教学为主，兼管院务。山长多是地方上品行端正、学问精通、有一定声望或一派大师。元代以后，政府加强对书院的控制，山长改由政府任命，成为与学正、教谕并列的学官。同时，政府还定期予以考核、奖励、提升，少数院长还有由地方长官兼任的。
说到庐州城里的书院，根据《安徽省教育志》的记载，先后有五所，而最著名的是庐阳书院。
1705年，清代知府张纯修在那里创办横渠书院，继改称庐州书院。历任官员和乡绅都慷慨捐赠，康乾嘉年间数次修缮扩大，并划苇荡、学田和典当租息供书院开支。不幸的是在1853年毁于太平军攻打合肥的战火之中。
1862年，富绅褚开泰捐资重建。1879年，李鸿章等人提议将府学考棚余屋增修扩为书院，增加学田，李鸿章亲题匾额。
在长江中路原安徽省政府那一带还有一个大书院，清朝的时候是府考的地方，谁家的孩子要是能够进入那里考试，感觉应该离状元及第差不了多少。
合肥这个地方在清代的时候既是合肥县衙所在，也是庐州府治所在地。庐州府下辖4个县，即合肥县、舒城县、庐江县、巢县，外加一个无为州。当时，这几个县、州的考生在通过县考以后，都是要到大书院那里参加府考的。
府考也是科举考试的一种形式，每年四月举办一次，考中了还要参加院试，再中才可以参加正式科举的乡试、会试、殿试。史书记载，我国唯一一位县考、府考、院考以及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的奇才名叫黄观，就是我们安徽人，《明史列传》上就有关于他的条目。
《儒林外史》第十六回上面写着：“（匡超人）到府，府考过，接着院考。”可以证明，那时安徽各地都盛行府考。而庐州府考的主考官是知府，考试科目分帖经、杂文、策论三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总共录五十人，分甲、乙两等，前十名为甲等，后面为乙等。当时五县一州的考生虽然没有现在高考人数多，但也有好几千人，而录取的比例要比现在高考低多了。
考试的时间是卯时一刻，排成长龙的考生在经过严格的检查后才能进入考棚，连笔、墨、纸、砚都不得擅自带入，一应由大书院提供。一共要考四天，尤其是策论，就是议论当前政治问题、向朝廷献策的文章，往往要花费两天的时间。
合肥城里的老百姓虽然读得起书的人家不多，却十分崇拜读书人。府考那几天，家家都不会弄出大的动静，不开锣，不放炮，不哭丧，不嫁娶，和今天的高考“禁噪”十分相似。
大书院有副著名的楹联：“率五属，无、舒、庐、巢、合；进一位，公、侯、伯、子、男。”十分具有合肥特色。“无、舒、庐、巢、合”指的就是庐州府所管辖的无为州、舒城县、庐江县、巢县、合肥县；而“公、侯、伯、子、男”是清朝时期的五等爵位，当时清代庐州府已有三人有四个爵位——合肥县的李鸿章，生封肃毅伯，死封一等侯；合肥县的刘铭传，封一等男；原籍桐城而寄居舒城县的程学启，封子爵。所以，再努力“进一位”，便可以五等爵位齐全了。
大书院始建于清顺治年间，起初叫督学试院，后来改叫府试院，老百姓俗称为大书院。科举制度自从隋朝正式创建以来，合肥这个古城的莘莘学子都是青灯黄卷，许多人也是熬白了头发，随着县考、府考、院考以及乡试、会试、殿试的考试路径，一路走去。
辛亥革命以后，大书院已经失去了考试的功能。事实上，从1905年开始，科举制度就在中国废除了，大书院那里变得寂寞冷清。不过，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弥漫着书香的昔日考试的场所就变成了学堂。
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实际上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新派人物联合朝廷里的维新派极力主张要兴办新式学堂，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合肥是在1902年就根据《钦定学堂章程》创办了庐州中学堂。1908年，已停考三年的庐州府试院也就是合肥人俗称的大书院被改为师范传习所，重点培养教育人才。当时合肥兴办的许多新式学堂，都延聘了国内顶尖的大方之家，比如庐州中学堂的监督（校长）一度就是严复，连一些小学堂的英语教员，都是从南京的基督教机构聘请的。
只是好景不长，师范传习所仅仅开办8个月就关门停办了。1918年，合肥原庐州府属五县联立甲种工业学校收归省有，改办省立六师，学校设在大书院旧址上。老合肥张广厚的父亲在那里上过一年学，他听父亲说，当时用的房子还是以前师范传习所的老教室，只是稍加修缮。江淮地区的冬天非常寒冷，教室屋檐上挂着晶莹剔透的冰溜溜，下课了，同学们伸手就掰断一支，放到嘴里咀嚼。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学生，丝毫不畏惧没有暖气的严冬。
20世纪20年代的安徽中等师范教育办得是很有起色的，全省各地先后办起了统一排序的师范学校。省立六师原设阜阳，次年改为省立三师。原庐州府属五县联立甲种工业学校收归省有，改办为省立六师，地点就在大书院。
大书院与书香为伴止于抗战前夕。1938年5月14日，侵华日军铁蹄袭来，合肥沦陷。在此之前，安徽省政府已经从安庆迁往六安，不久又迁到立煌县。
抗战胜利以后，当时的安徽省政府并没有迁回安庆，而是就近搬到了合肥，省政府驻地就在原来的大书院。
（本文摘自《合肥传》，李云胜著，新星出版社2024年8月第一版，定价：8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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