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标著资料来源有讲究

    一位写手著文说，他读了某高校教师写的一本谈《红楼梦》的书，发现几段文字，觉得好眼熟，仔细一想，这不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吗，怎么上了这本书呢？ 为此他断定这人一定是看过他曾发在网上的红学文章。虽然心中不悦，想想大家都是喜欢曹雪芹研究《红楼梦》的，也就不跟他计较了。

    “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自《红楼梦》问世二百年以来，她的魅力只增不减，早已成为一门学问。围绕《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传记和学术著作用汗牛充栋形容也不为过。仅仅一个稍有点名气的红学专家，恐怕也积累有几百万字的成果。近期有报道称，东北有个青年几年下来写了上千万字的《红楼梦》解读网文，成了网红作家，且靠写作收入在城里买了房子。在此情景下，无论学界还是民间草根研究者，都在大谈特谈《红楼梦》，于是乎论文著作出现似曾相识的文字表述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俗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大家都不是曹雪芹同时代的人，谈曹雪芹的事都是靠攫取文史资料一途。这结果必然是你归纳了我的观点，我吸收了你的文字，到最后到底是谁抄谁的就狗扯羊皮很难扯得清了。

    问题在于，一般学术著作都比较规范、严谨，或注释，或参考文献，资料引用出处标注十分清楚。但是许多历史小说、传记类图书似乎就很不讲究，甚至到了百无禁忌的地步，这就难怪那位写手产生被人抄袭的感觉了。

    无独有偶。偶尔从书架取出一本《曾国藩传》（2018年版），作者是个70后。作者对曾国藩家事、政事、战事如数家珍，了如指掌，显然得益于史料的丰富。除了可以从曾国藩日记、家书、家训等获取信息，大概也可搜罗从民国迄今的数十本《曾国藩传》置于案头，剩下的问题就是熟读、融汇、梳理、归纳，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化为自己的文字。作者在自序中说，一位朋友调侃说，“我不明白你，一个满怀小资情调的小女子，为什幺偏偏要写曾国藩传？”让我来回答：还不是因为史料多，容易写罢了。看书的简介此前作者还有张爱玲传、林徽因传、王阳明传、纳兰容若传、李清照传面世，恐怕均属于这种情况。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凭借史料完成的传记，居然没有附参考书目，曾国藩年表也没标明得到哪本书哪些人的帮助。这不能不说对前人学术成果缺乏一点尊重。

    当下名人传记一出再出，致使有的名人传记多达几十种，而且还在继续有人写，有出版社出，其实内容大同小异，除文字技巧外，并无太多创新意义和高度。这种现象，从作家的写作路径看，是老百姓所说的吃地瓜拣软的捏，对出版方来说是重复出版，资源浪费。当然，名人传记新写也不是不可以，但要紧的是重写新传记一定要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再创作，成书之后注明一下史料的来源总是应该的。像如今的不少传记完全以原创的姿态呈现，多多少少还是对前辈作家的开疆拓土有所漠视。史料人人可用，重写岂能一点讲究也没有呢？

    山东省临沂市 孙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