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最远的路，登最高的山

    ■马 燕

    2022年9月15日上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在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始做“满世界寻找敦煌”系列讲座。这个题目是时任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的赵丰老师拟定的。当时在线观众多至万人，即此亦可见讲座受欢迎程度。讲座结束后，我立即向荣老师约稿。虽然当时也有几家出版社竞争，但由于有赵丰老师和徐俊老师的加持，荣老师欣然同意把稿件交给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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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老师的十次讲演内容，经中国丝绸博物馆整理后，2022年11月至2023年8月，在《文史知识》连载。最初整理出来的每讲字数约15000字左右，但因杂志篇幅所限，连载时删至每篇8000字左右。在杭州的讲座聚焦于荣老师在国外的寻访故事，未包括中国部分，为此，荣老师又专门在北大给学生讲了两次课，补上了中国部分。这些演讲文字组成本书的正文部分，共十二章。此外，书中还特别增加了一些内容：前有序曲《从莱顿出发》，后有两篇附录《重新发现〈永乐大典〉》《斯卡奇科夫所获汉籍管窥》，以及《寻访年表》。

    2023年12月31日，荣老师把前十章稿件交给我。较之《文史知识》增加的文字，均以蓝色标记。二百余幅图片，每一幅都注明了出处。这让我对作者的严谨认真有了初步印象。全部稿件齐备是2024年3月中旬。

    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一些问题：因为是讲述四十年前的往事，在一些事实细节上，难免会出现记忆上的误差——这需要作者仔细核实。这本书的文字基础是演讲稿，优点是生动流畅，但也会存在不足：一是口语化的痕迹需要打磨，二是会出现因音同而导致的讹误。比如，第226页提到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阁（Otto Franke），第242面提到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这是一位传教士——但讲演时由于都发Frank的音，错把“弗兰克”写成“弗兰阁”了。

    我并非历史专业出身，为了保证书稿内容的准确性，一直努力对各种细节进行核查。稿件中的书名多达1968个，排除重复的，数量依然惊人，其中很多是外文书。我通过各种渠道尽量找到外文书的封面进行对照，力保无误。书中涉及的人名也不少，有姓名的师友就有158位；其他像地名、博物馆图书馆名称、会议名称等信息不可胜数。有时候突然发现的一个讹误，会让我意识到这类信息的核查可能有所遗漏。比如原稿中提到“2008年，东方文献研究所为庆祝亚洲博物馆建立120周年”，但实际应该是190周年。发现这个问题后，我立即把稿件中所有涉及年份的信息统统查了一遍。

    凡是看过书的读者应该都有体会，这本书的信息量非常大，不是一本能够速读的书。有时候短短几句话，背后可能就是作者的一篇或多篇专业论文在支撑。比如第8页提到“为什么敦煌藏经洞里装了这么多东西”，文中只有短短四行的解释说明，但要想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还是需要参看作者的《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一文。

    因为时间有限，知识点密集，编辑这本书确实不易，但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编辑这本书的半年多时间里，自己在书里书外的收获都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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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书外。最深刻的感受是荣老师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他看了不止一遍校样，图片、年表、地名示意图更是审读了好几次。书稿中的每一处疑问他都不厌其烦地核查。比如第136页提到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前请青海黄南五个做工笔唐卡的喇嘛勾线——黄南，原稿写的是“黄县”。我查了之后觉得有问题，就问了荣老师，他当即表示应该是错了，但具体是哪里，还需要核查资料。他查阅了三种张大千传记，都只说这些人是从塔尔寺请来的，没提来自哪里，后来又查阅别的资料才确定应该是“黄南”。其实这个问题无关宏旨，完全可以一删了事，但对荣老师来说，似乎没有这个选项，他要把每个疑问都查实、真正弄清楚才行。

    除此之外，还深刻领会了荣老师做事的执着精神以及对于书稿更上层楼的追求。2024年5月15日，荣老师第一次提出，如果书后能附一个按时序排列的寻访年表就好了，我说要赶出书时间，怕是来不及了。18日，他说自己已经在编年表；19日，他说把书里涉及的事情之年表列完了，但还想把书里没有具体写到，但也是“满世界寻找敦煌”的事情列入；21日，他说年表编到了2012年，问我“是不是来不及了”，我说那就不加了。最后，22日9点前，他发来了年表。短短一周时间，荣老师把自己四十年“满世界寻找敦煌”的足迹全部梳理了一遍，涉及11个国家48个城市。这些城市中，很多他并非只去一次，而是多次。荣老师给我《寻访年表》的时候说：“我这人一根筋，要做什么事，就非要做到底。”

    至于我从书稿中得到的收获，那就更多了。在反复审读书稿的过程中，我觉得本书的主线当然是作者的个人学术史，但除此之外，至少还有四个部分的内容值得关注：一是20世纪初期英、法、德、日、俄等国的西域探险史；二是敦煌文物文献的流散及现今的藏存情况；三是一代又一代学人为追寻敦煌文物文献做出的不懈努力；四是敦煌学在过去一百二十年间的发展及国运的变迁。这些内容有机融合在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中。所以，对于想深入了解敦煌及敦煌学的大众读者而言，这本书是再适合不过的入门读物。

    为了编辑本书，我还读了荣老师更多的著作，愈发觉得《满世界寻找敦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荣老师以前出版的多是纯学术著作，这本书就像把大幕拉开，让读者看到这些学术著作产生的过程。比如，通过这本书，我们能看到《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的精彩花絮，了解《敦煌学十八讲》背后的故事，知道为什么会有《从学与追忆》这样的“情深义重之作”……

    尤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相对《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一书，是有益的对照与补充。《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一书是荣老师面向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给予手把手的指导，他在书中建议搜集材料时要“竭泽而渔”，而在《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中可看到作者自己是如何具体操作的。在本书的第258页至264页，荣老师提到自己去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之前，准备了一些材料，包括叶昌炽日记、王国维题跋、《兰州学刊》中有关金颂清售画的记录……搜集材料要努力到这种程度，幸运之神才有可能眷顾。又如，《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建议要“定期翻检期刊杂志”，而《满世界寻找敦煌》中，作者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翻阅杂志的收获。如果说《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更多是理论指导，那《满世界寻找敦煌》就是作者身体力行的实践篇。

    《满世界寻找敦煌》也许还能引发读者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四十年持续寻觅散佚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文献，不是一件光靠毅力就能完成的事业，天赋与勤奋缺一不可，还需要眼界与格局。荣新江老师以自己无限的求知欲和超强的行动力展示了何为有意义的人生。“卷还是躺”的当代命题，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他只是朝着目标，坚持走最远的路，登最高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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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一经出版，即获得业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入选多家好书榜单，如2024年6月《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人文社科联合书单、探照灯好书榜、五月《光明日报》书榜，2024年“南国书香节”十大好书推荐榜、2024年6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中国出版集团好书榜2024年第四期等。

    这本书也收到了很多来自读者的热情反馈。也许可以说，一本书最终意义上的“完成”，一定是作者与读者的双向奔赴。本书的宣传推广阶段，我见到了许多专程来听荣老师讲座的读者。在敦煌石室书轩，一位读者说，《满世界寻找敦煌》是一本“偷走我时间”的书。在短视频盛行的时代，这个评价的含金量极高。社交平台上的反馈更多。有人组织本书的共读活动，有人带着这本书沿着作者的足迹去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日本宁乐美术馆，还有人把书中提到的关于敦煌吐鲁番及西域文书的书目全部整理出来。在豆瓣上，本书有长书评31篇，短评近百条，目前评分高达9.6分。

    这些来自读者的热烈反响，引发了我对于编辑工作的思考。过去十几年以来，我所在的中华书局大众图书分社一直致力于向普通读者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向读者提供什么样的内容？ 我想，像《满世界寻找敦煌》这样的作品，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