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苗先生遗志译康德

    ■李秋零

    金秋十月，北京的好时光，把大家惊动来参加这么一个会议［编者注：指《康德著作全集（注释本）》新书发布会］，我心中感动不己。

    康德是一个怎样的思想家，无须我过多介绍，我想大家来到这里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本身就是对康德的一种理解，一种致敬。今年是康德老人家诞辰三百周年，各大文化传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4月24日康德生日那天，北京大学召开了“我们时代的康德”的会议，拉开了中国纪念康德的序幕。随后相关的会议、讲座层出不穷，一直到最近，还在陆陆续续地召开。

    有人曾经调侃说，今年康德学者特别忙。确实是这样，我这几年很少外出，但今年我是马不停蹄，到德国，在国内也是去很多地方参加各种纪念康德的活动。

    今天，我们来共同庆祝《康德著作全集（注释本）》新书的出版，也算是我们送给康德老人家的寿礼，也是纪念康德一个最好的方式。

    从开始翻译《康德著作全集》到今天已经25年了，这25年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来说，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的生命已经被占去了三分之一。但是不管怎么说，这25年精力的投入，时间的投入，我认为还是值得的。随着这套书的出版，这个工作不敢说是划上句号，至少是一个分号，虽然它的成就也值得我自己骄傲一把，但更多地来说，这套书的翻译和出版，自始至终都是在学界的关怀下进行的。

    刚才臧峰宇院长提到了我的导师苗力田先生，可以说，翻译《康德著作全集》是他老人家的雄心大志，可惜在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年龄问题，所以他要求我把这个工作担起来。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工作是我的导师苗先生强加给我的。在他去世之后，我也深深地意识到当一个团队突然失去领袖之后，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是不管怎么说，继承先生的遗志，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是我当时最大的动力。

    这个工作一开始也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因为当时我身上还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的其他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并没有来得及申请资助，但是人民大学科研处（那时候科研处还比较穷）在这种情况下拿出两万块钱来支持这个项目的启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拿出经费，开了课题论证会和项目启动会。

    刚才说翻译这套书前后花了25年，实际上时间比这还要更长一点，苗先生组织编译《亚里士多德全集》是在1997年完成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刚一完成，苗先生就开始跟我讨论翻译《康德著作全集》的任务了。

    当时我自己手头还有一些事情，我想把手头事情做完再来翻译《康德著作全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社科基金组织了一套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集或者选集，康德、黑格尔等都有，当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玖兴先生在组织《康德选集》的编译，王先生把我拉入到他的团队。我觉得我既然在王先生的团队里，再跟着苗先生另起炉灶搞一套不大合适，所以我迟迟不愿意启动这件事情。

    现在这两位先生都不在世了，我背后说一点闲话：苗先生认为，你觉得你对不起王先生，那是一件私人的事，但是把康德著作翻译出来是学界的公事。而且，苗先生说王先生有一个雅号是“王久磨”，事情要磨得非常细，你跟着他做到猴年马月才能做出来。事实上，苗先生这个预言也没有错，王先生组织的康德著作选集，到现在也没有动静。

    这件事（翻译《康德著作全集》）虽然被我推着，但是苗先生始终对这件事耿耿于怀。那时候苗先生还要给博士生讲课，虽然他不到课堂，而是在家里上课，我说的是韩东晖和王东胜那一届，苗先生拿着本子（康德著作的译本）给他们两个人讲课，讲着讲着，据说老先生脾气上来了，越讲越烦，把他们两个轰走，把我叫过去了。之所以把他俩轰走是老头要发脾气了，总算还给我留点面子，没有当着他俩的面训斥我。苗先生当场就把蓝本（康德著作的蓝公武译本）摔在沙发上，指着那本书说，你还要让我用多少年？！ 我知道这一次苗先生是真的动火了。这时，已经是1998年了。

    这一次，我才终于给先生立下了时间的年限，我说再给我半年时间，我把手头的东西做完咱们就开始。虽然没有正式开始，但是我们开始商量团队的建设，版本的采用，而且苗先生一开始就说我们绝不做选集，要做就做全集。因为当时王先生设计的选集好像是六卷，康德著作一共才九卷，我们何必再做一个选集呢？ 这是苗先生的想法。

    这样我们就开始设计全集怎么做，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出版社的响应，当时是王霁做社长，我们就开始考虑怎么联系出版社，怎么合作出版，没想到出版社的响应很热烈，一上来就要开题论证以及项目启动，由出版社来操办，把北京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请到一起，等于是向学界公布我们这个项目要开始上马了。

    （本文为李秋零教授在《康德著作全集（注释本）》新书发布会的发言，经编者整理刊发，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