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从现代到传统

    ■黄维樑

    仿佛是个剑桥大学年轻的Don

    1969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个典礼上星光熠熠，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同获荣誉博士学位；李校长还有一个收获，像星探一样在该校探获了一颗未来的耀眼明星：金耀基。1970年金耀基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到香港中文大学（以下或简称为“中大”）任教，直至2004年从中大校长职位退休，其三十四年的杰出贡献为中大人所熟知。

    金博士1970年开始任教，五年后利用休假，到剑桥大学访学一年。1976年返回中大，一年后担任中大新亚书院院长，至1985年，共八年。我1976年8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随即返回香港，在母校中大新亚书院教书，一年后与金耀基院长开始在校内多个场合见面。

    金耀基著的《人间有知音》有一幅大头像，穿西装系领带，戴金丝眼镜，双目炯炯，仪容英俊；还有呀，口含烟斗，像个标准的英国绅士，更仿佛是个剑桥大学年轻的Don（老师）。金耀基访学期间爱上了剑桥，他喻剑桥为仙乡，此地因剑河而灵动，因草坪而清丽；在后来结集出版的《剑桥语丝》里他这样赞美草坪：“剑河两岸的学院的草地像一块块蓝玉，像一幅幅锦绣。”

    他还爱上了剑桥的诗人文士，其中校友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感觉最为灵敏，听出三一学院礼拜堂的钟声，“一响是男的，一响是女的”，而金耀基听到了雌雄美声的回荡。《雾里的剑桥》一文的结尾最为浪漫：素描了史诗《失乐园》作者米尔顿（John Milton）与一少女的乐园式传奇。徐志摩曾在剑桥（康桥）访学，摹写美景，倾诉别情，书卷气就比不上金耀基笔下的浓郁；人呢，看其照片，似乎也没有金耀基那样玉树临风。

    中大新亚书院进入“金耀基时代”

    香港中文大学在1963年创立，有三个成员书院（即新亚、崇基、联合），实行类似剑桥和牛津的书院制度。金耀基在剑桥“取经”，成为新亚的院长后，根据“院情”“校情”，对书院事务开拓创新，新亚书院于是进入“金耀基时代”。大学本来就是学术文化机构，新院长致力增加书院的文化活动，提升书院的文化水平，如设立多种学术文化讲座、创办学术集刊、增加与各地的学术文化交流。

    金耀基在美国进修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金氏论著中出现大量西方现代化的概念和学者名字，如“育化”（enculturation）、“社化”（socialization）、黑格尔、马克思、罗素、费正清等。韦伯尤其是他仰慕的大师，讲话时更是常常直呼其名Max Weber。讲话时中英语言夹杂是很多“西化”“现代化”香港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常态，金耀基这位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概莫能外。

    新任院长的新猷之一，是举办“晚餐聚谈”雅集。中国古今有各种性质、形式的雅集，“晚餐聚谈”却可说颇有牛津风、剑桥风。牛、剑传统有高桌餐会（high table dinner），校内师生或加上外宾，在餐聚时或餐聚后交谈，文化味浓而气氛轻松。新亚的“晚餐聚谈”在云起轩举行，轩是山顶的高轩，人是校园的高士，轩主就是院长。轩主在主讲嘉宾开绣口之前，先开金口作开场白；短短几分钟，妙语从锦心连珠而出。曾为某次主讲嘉宾的余光中，说雅集的出席者，主要是来听金院长开场的“脱口秀”。

    1979年一个金秋之夜，金庸应邀做嘉宾那次的轩主开场白，有这样的话：“我在二十年前服兵役时，初读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十分佩服。见金庸是我本家，我更有‘与有荣焉’的感觉。于是查一查作者，才得知原姓查。金庸先生的原名是查良镛。他的社评写得好，见识超卓，大家都拜读过，也不必言。他的社评，我是天天看的；可是，他的武侠小说，我就只看了那一本《射雕英雄传》。”说到这里，云起轩主人金先生稍为停顿，制造了一个悬疑气氛，接着说道：“因为他的小说太迷人了，一看下去，就什么事都不必做了。我想有两种人，怕读金庸的小说：一种是我那类，深恐入迷。另一种是怕破产，你们都知道，金庸先生的小说，不断修正，精工重印，定价颇不寻常，每本都买，你说破不破产？”轩中近四十位雅士，听后大笑；笑后“金大侠”才柔柔开腔，“轻功”先行，展开一场“论剑”夜话。当年这场群英会我有文为记，这里不赘。

    请来钱穆、李约瑟、朱光潜

    新亚书院的对外交流，近交远亦交。就任院长之初，金耀基即创设“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宾四即钱穆，乃新亚书院的主要创办人。这是新院长饮水思源的象征性也是实质性的一个举措。1978年10月，钱先生专程从台北飞来，作此讲座的首位讲者。83岁的国学大师来港，是个学术文化之旅，也是个怀旧之旅；香港学术文化界为之轰动，我自然也在满堂的听众之中。1969年我读大四，曾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而访问这位守护国学的“老校长”，对其浓重的无锡口音感受极深，获益极少；这次拥挤在大礼堂里，纯然为了一睹风采。金院长与夫人陶元祯女士，听起来则是津津有味。

    首讲之后，大师与巨子络绎来会，英国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北京的朱光潜先后来新亚，两次都请来钱穆与讲者相见。李约瑟那次，金耀基还亲自出马充当记者，先“做足功课”，就科学主义、中国传统科技、宗教信仰、科层主义等与这位中国科技史专家深入对谈，时有交锋。我在金著《有缘有幸同斯世》一书读到这篇访谈录，有批语曰：“只读此文，值回书价。”

    1983年朱光潜来港，86岁的美学教授和88岁的史学权威相会，金耀基回忆道：“两位老人握手谈往，真有隔世之感，在感慨唏嘘中，我见到他们流露出的一丝欢悦。”1983年朱、钱相会时，两岸尚未相通；在香港，却通了，会了。来港与钱穆相见的是一位美学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之类的学者，这样的安排含有院长的智慧。

    社会学者显本色、接地气

    1978年杪，中央政府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此内地与香港的各种交流活动渐渐多起来。在学术文化的交流方面，金耀基领导下的新亚书院，在香港的大学诸校中，据我印象，不但是先驱，而且活动最为频繁。院长主持院务，教授责在教学、研究与著述；金教授兼任院长，其工作多管齐下。中大的校园依山而建，上山下山，有穿梭校巴代步。一次我看到金院长在等校巴，请他上我的小汽车，送他一程，好奇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开车。须知道那些留美的中大同事，多半在美国就学会开车取得驾照，到港后换个本港驾照，就可以继续远近驰骋。“我不能开车！”奇怪，耳聪目明，为什么？“我如驾车，边行车边思考，很危险。”我明白了，金院长各种事物的“远虑近忧”实在太多。

    金耀基是社会学者，为了显本色、接地气，与同事实地调研香港的小型工厂，考察其运作涉及的社会心理因素。他又研究香港政府的运作模式，在1973年发表著名的“行政吸纳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学说。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他自谓是一生的志业。日思夜思，博学、审问、慎思，幸好他劳逸有致，健身有道（爱好之一是打网球），才没有为“伊”（志业）消得人憔悴，而是精神饱满、活力十足。顺便解释一下：“行政吸纳政治”意为通过推荐、考核、观察，把优秀的各业行政人才，吸收到政府各个高层部门工作，而非通过欧美民主式的选举。这个理念，可说是中国古代“选贤举能”政治的一个现代优化版本。

    一生研究：从“现代化”到“现代文明秩序建构”

    中国现代化的研究，牵涉极为广阔。我从读大学开始，就脱离不开“现代化”这个思维。现代诗、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杂志）、现代音乐、现代画、《传统与现代》（专著或单篇）、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以至后现代主义，纷繁的术语、学说和现象入我耳目，入我心思，甚至入我梦境成为梦魇（当年有一本书名为《现代人的梦魇》）。读金耀基的书，可见他对中国现代化这个顶级重要而复杂问题的宏大论述（可名之为“grand discourse”），是如何博洽、细致、明畅、通达。他阐述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列出崇古尊老、内圣外王、君子与通才、家与孝、道德与学问等八个元素；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包含三个层次：器物技能层次；制度层次；思想行为层次。

    “中国现代化”议题之后，进而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的又一宏大论述。这位一生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权威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是“中国现代化的最终愿想”。这“秩序”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有社会公义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文明秩序；一个彰显共和民主的政治秩序；一个具理性精神、兼有真善美三范畴的学术文化秩序。”这样的论述，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华知识分子都会认同。这里说的三个秩序，其学说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其详细内容的阐述，请读原著。

    “博雅之人”的《语丝》

    金耀基是《文心雕龙》说的“智术之子，博雅之人”；他“弥纶群言，而研精一里”，成其“文明秩序”的学说。这位理论家也是文学家。金耀基的抒情性散文，如上面引过的《剑桥语丝》片段，真能做到刘勰说的“情采”兼备。《剑桥语丝》1970年代在台北出版，大受欢迎；《海德堡语丝》1986年在香港、台北差不多同时出版（香港版是我主编的“沙田文丛”的一种，《剑桥语丝》也加入此文丛）。二书使得台、港纸贵，后来内地先后再版、三版……面世，京、沪等地也纸贵了。

    身为主编，我这样推介《海德堡语丝》：“（此书）乃作者继《剑桥语丝》后之游记结集,写德国、奥地利诸城之迷人风光与深厚文化。作者驻足海城、放眼天下、关心中国，对西德战后如火凤凰之再生，夹叙夹议，即景抒情，笔锋常触及德国之历史、社会、文艺、学术、政治、思想诸面。读者一卷在手，如听作者在学园从容论学，心服其博闻与睿智；如偕作者在花园骋怀赏花，目悦其俊秀与清华。”金耀基赞美海德堡这个大学城，尤甚于赞美牛、剑。

    中国传统的文士，为官与为学之余，喜欢写游记，柳宗元、苏东坡等莫不如此。在现代，西方的学者如金耀基引述过的韦伯、汤恩比、费正清等人，他们撰述之余，似乎没有外游时也写景叙事抒情一番以成文的。金耀基的散文，包括其中的游记，无疑是其生平文化业绩里金光闪闪的重要部分。

    退休后创出“飞天”书法

    金耀基当了新亚院长，当了中大副校长，更当了中大校长。2024年第一期的《中文大学校刊》专访这位“老校长”，列述他在中大三十四年的多种贡献，特别指出在校长任内遭逢极大的时艰。当年既有全港“非典”肆虐，又遇到大学财政重削（中大一年减掉近4亿港元的预算）；而他艰险奋进、困乏多情，领导中大渡过难关，还顺利创办了崭新的法学院。

    2004年69岁的金耀基，从中大退休。退而不休是很多有为学者的常态。金校长退休后仍著述不辍，活动不辍，挥毫不辍。挥毫，挥的是毛笔。少年时书法已美，家学有渊源。他出任新亚院长，我即惊喜看到其俊雅的书法。1993年我主编一本中大学者文集，请人题签，时任中大副校长的金教授是不二人选。我请他，他豪爽，一诺“五”金，《吐露港春秋》五个金体文照亮了书的封面。至今由金笔润泽我著的书、编的书，至少共有七本，最新的一本是《当代文学自由谈》。

    退休时金耀基的书法已知名，已显风格；他不满足，退休后以练字为功课，为乐事。拜访他时，见他双手指甲染有墨色，一问，是练字所至，他说常有一天练字五六个小时的。至今金耀基在香港、上海、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开过书法展览（在高雄的中山大学也展示过），金体书法在大江南北展示大气。有一次我和孙晓明君合力做了一篇访问记，书法家金耀基讲解他如何吸收传统然后表现其才华：从王羲之以来历代书法家得到滋养，受到敦煌“文殊变”笔画的“飞天”启发，而创其体。2017年香港的首次书法展，我快意观赏之，在留言簿写下几个字：“飞天妙气韵，金体逸风神。”后来金校长看到，说老怀大慰。

    书法是“唯我国独尊”的视觉艺术，金耀基深深拥抱这这个传统。在文化界，我们看到的金公题字越来越多了，书名、杂志名、机构名，现在是有“金”则名，“香港文学馆”2024年5月开馆，金耀基既是“名誉馆长”，也题写了招牌——名副其实的“金字”招牌。

    耄耋金翁越来越有中国传统情怀

    耄耋的金翁，米寿已过，而健朗如昔，这位“老校长”真不老。近月看到他在香港才演讲了，不旋踵就飞过海峡去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求字的人多，索序的人也多。毛笔醮墨一挥往往即成墨宝，认真的话，写序却是费时费力的文字工艺——他向来写序像余光中那样不敷衍不草率（详见余著《井然有序》的序言）。金公从来多情，不忍心让朋友失望，更满心欢喜乐道朋友之善。2018年面世的金著《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和《有缘有幸同斯世》二书，还有其他或前或后的篇章，读着读着，你会认为他比曹植之赠白马王彪、杜甫之赠卫八处士、徐志摩之再别康桥、丁尼生之悼念哈林（Arthur Hallam）等等，还要多情。

    读金耀基近二十年的作品，论文也好，散文也好，中国传统的元素多了，越来越多了。韦伯等西方知识分子的名字出现少了，中国古代的王维、李白、杜甫以至孙绰、寒山、拾得等多了。《敦煌语丝》中，他诉说心中的长安之美，“我素喜雕塑与绘画……唐代的艺术更是我爱中之爱”。敦煌的“飞天”，飞到他的毛笔，盘旋之间，飘逸出他的飞天体书法。金耀基仍然在探索他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且辩证地认为现代与传统不可以轻易划清界限，他仍然在爱着诸般现代之美；然而，在肇端于半个世纪前的“现代”求索中，金耀基的学术与人生，是越来越有中国传统的情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