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中国本土的理论话语建构

    ■王 宁

    我记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思潮在西方日渐式微时，一些西方文论家就开始预测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文化艺术将呈现何种格局。我也应当时的中国文学出版社邀请在该社出版了一本专题研究文集，题为《后现代主义之后》，后来这本书又修订再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我本人又应邀用英文将其重新改写，于2022年由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一些西方理论家也对文学和文化理论界出现的萧条状况忧心忡忡，我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也采取了积极的姿态在多种国际场合予以回应，并提出了一个“后理论时代”的概念，促使关于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讨论继续在新世纪的中国展开。其他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著述，参与到关于“后理论”问题的讨论。在这些著述中，王洪岳教授的这部《元现代文论研究》有自己的观点和特色，是一部厚实的理论专著。本书从一个新的角度，也即元现代的角度，探讨了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并将其用一个新的术语“元现代”贯穿始终，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是建构了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元现代文论。

    当然，元现代这个术语并非洪岳首创，它在西方语境中也曾出现过，例如正如本书所提及的，斯托姆就论证道，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元现代主义看起来像后现代主义，因为它拒绝所谓的客观性，拒绝区分事实和价值，它破坏了欧美中心主义，因此它成为了怀疑的怀疑论者。这自然是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的，因为元现代主义也和后现代主义一样，是反本质主义的。因此就这一点来看，人们很容易将其视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形态。但是若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元现代主义又有点像现代主义，因为它对后现代主义的怀疑论和否定的教条主义提出了质疑，为价值评估提供了证据。因此就这一点来看，它又带有一些现代主义的特征。那么如何对其作出精确的描述呢？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这一点上一直纠结不清，当然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扩大了的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或“拓展了的现代主义”（extended modernism），或“别现代”，或“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如此等等。但这样的划分仍然未摆脱出“现代主义”或“现代性”这样一些具有很强包容性的概念。而在本书作者看来，元现代主义可能看起来更像现代主义，因为它试图阐明一个体系，呼吁同情和解放的知识。它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用最少的术语，一种必要的沟通风格，打破废话，找到一条出路，走出无休止的、永恒的（重新）转向和消费社会品牌建设的陷阱。尽管元现代主义有上述种种现代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洪岳试图摆脱现代和后现代这一两分法，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视角出发，探索并建构一个新的概念。正如他所指出的，元现代主义既不同于现代主义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而是具有自己品格和价值诉求的现代性理论。他主张用一个新的概念，也即用元现代来概括，并在这方面加以详细论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专著就是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不仅对元现代作了理论探讨，同时涉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尤其是艺术。作者认为，元艺术并不是元现代艺术，前者包括了此前各种艺术思潮中的带有反思性和基础性因素的部分，也是构成元现代艺术的一个理解背景或某种生成元素，但还不是元现代艺术。但他试图运用“元现代”这个术语来分析当代艺术所追求的自反性思路，这一点却是值得肯定的。由之，元现代艺术应该是那种充分考虑或吸收了关系美学、间性美学，又发挥了主体在某种情境下能够表达出自我反思、甚至自我反讽意味的艺术。这些都是本书的一些新见，读后不禁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的另一个值得提及的是，作者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对元现代主义文论本身的阐释，还将其放在一个宏阔的世界文论的大语境之下来考察。确实，在当代文论风云变幻的时代，作者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在后现代文化遭受冲击、走向衰微之际，理论话语也必须跟上时代的节奏和步伐。在这样一种情势和语境之下，任何偏执一端的观点或理论不免处于失效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当代文论建构正逢其时。元现代文论正是因应时代要求，努力成为一种与复杂的全球化时代相对应的文论话语。在某种意义上，元现代主义是借鉴了欧美后现代主义试图超越后现代的理论话语，是结合了当代中国带有综合或整合性质的文论成果的新理论话语；是把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思想产物，是融合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诸种有益文化、艺术、审美成分之后的思想产物。因此就其试图建构一种宏大叙事而言，本书的观点依然比较接近现代主义的立场。

    早在本世纪初，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专著《理论之后》，认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为过去，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理论之后”的时代，我将其称之为“后理论时代”。一时间，人们不禁问道，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理论还能有何作为？ 我当时以中国文论家的身份介入了这场国际性的讨论，认为后理论时代的国际文学理论界不存在任何大一统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思潮，而应该是一个多元共生、多种话语理论角逐的时代，这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现在，洪岳的元现代理论或元现代主义建构作为一种出自中国本土的理论话语，同时又加进了西方的元素，它所应对和处理的正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理论境遇。当然这种境遇是由人类文化和艺术审美及感性结构的积淀而来，它还理应吸纳各种现代主义和前现代主义的有益经验和成果。本着这样的初衷，我认为本书的写作已经达到了作者的目的，它的出版必将引起国内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其中的部分章节若用英文撰写发表在国际刊物上，也许会引起国际学界的瞩目，从而加快中国文学和文化理论国际化的进程。其学术和理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不知广大读者以为如何？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欧洲科学院院士，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