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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奎
一
中国气候的多样性、物产的多样性、局地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人们生活习惯的多样化，也造就了区域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有关中国区域文化存在的话题，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人开始关注了。读《史记·货殖列传》里的有关内容，会让我们对当时的人们对区域文化状况的认识有一个轮廓式的印象。
为了更好地理解《史记·货殖列传》有关内容，我们将其中有关重要段落的原文改成现代汉语援引如下：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
…………
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北面通燕、涿，南面有郑、卫。郑、卫风俗与赵相似，但因地靠近梁、鲁，稍显庄重而又注重节操。卫君曾从濮上的帝丘迁徙到野王，野王地区民俗崇尚气节，扶弱抑强，这是卫国的遗风。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面通齐、赵，东北面与胡人交界。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遥远，人口稀少，屡次遭侵扰，民俗大致与赵、代地区相似，而百姓迅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当地盛产鱼、盐、枣、栗。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处于控扼秽貊、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
…………
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稠、布帛和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不易浮动外流，怯于聚众斗殴，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
而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颇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
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到巨野，这是过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也是都会。以前，唐尧兴起于成阳，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定都于亳。这里的民俗还存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君子很多，喜好农事，虽然没有富饶的山河物产，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求得财富的积蓄。
越、楚地带有西楚、东楚和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慓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少有蓄积。江陵原为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物产富饶。陈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吴地从吴王阖闾、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因与闽中、于越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
九疑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
…………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给自足。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上述文字，像一幅巨幅风俗画，极其生动地向我们描述了在西汉统一的社会大背景下，当时不同区域的人们因其自然、历史及其地缘环境差异而形成的一地有别于他地的物产及人文气象。而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地与他地的不同风俗民情里，最为明显的区别，首先是表现为南北之间的大不相同，这就是上述引文的最后一段提到的楚越之地和沂、泗水以北之地的显著差别。这段文字里面的楚越之地，应该是指三楚、吴越之地，是指江淮以南也即我们现在常识里说的南方的情况，而沂、泗以北也就是淮河以北，是指现代常识告诉我们的以秦、夏、梁、鲁及齐、赵、燕、代等为代表的整个北方的情况。这是明白地告诉我们，南北之间实际上存在的气候原因导致的物产、饮食、交通等差异，造成了南北之间不同的物产及人文气象，而这种南北不同的物产及人文气象，实际上就是南北不同的文化差异。
上述引文也告诉我们，在汉朝的版图之内，除了明显的南北差异之外，还明显存在着许多块块之间的差异，如关中、巴蜀、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三河、代、中山、邯郸、洛阳、临淄、邹、鲁、陶、睢阳、燕、沛、陈、汝南、南郡、彭城、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寿春、合肥、颍川、南阳、宛之间的差异。它们就像散落在汉朝大地上的七彩珍珠，闪耀着不同的光芒，展现出不同的气质。中国文化版图里的这种既有南北之分又有块块之别的存在，就与我们常说的区域文化有了瓜葛。这应该是《货殖列传》在谈论货殖以外留给我们的另一份宝贵资料。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不经意间或者有意忽略了语言、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况。这些细节，却是我们了解区域文化时最直观最生动最鲜活的东西。
现代研究指出，地方话（方言）、地方饮食、地方民俗，以及三者分布的区域，是构成区域文化的重要因素。三种特征的强弱及其分布范围的大小，标志着该种区域文化生存状态的强弱。一般情况下，以当地话为母语，习惯当地的饮食，熟悉当地的礼仪和处事方式的人的多寡和分布范围的大小，是衡量该区域文化影响力和范围的标识，而这种一地不同于他地的人文气象的形成，自然又和当地的历史、气候及地缘环境密切相关，因此，不论是南方的块还是北方的块，不论其块大块小，能成为具有自身地缘特征的块，就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也是我们认识其影响力大小不等的区域都会的一种依靠或者凭藉，是区域文化的标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所列出的那些都会的名字，就是当时各个区域文化中心的名字。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谈论的所有这些重要的节点性都会或中心城市之间风俗民情的差异，只限于农耕社会核心区的情况，并不包括农耕核心区周边族裔，如果加上周边族裔风俗民情的情况，中国文化版图上各区域的差异会更加丰富。
二
从上所引《史记·货殖列传》中可以看出，至少在西汉武帝以前，中国区域文化的大格局，事实上已经存在并影响着各区域人的各种社会活动和处事方式，只不过在司马迁之前，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梳理罢了。
关于汉代各地人文气象的描述，司马迁基本上是按照战国时期秦、赵、韩、魏、燕、齐、楚的版图范围展开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必要的提示，表明《货殖列传》中所提到的这些都会型地方人文气象的形成，实际上是有历史沉淀的。因此，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我们可以做些推测，他笔下不同区域的人的行为方式差异，或者说人文气象的不同，尤其是被司马迁看作都会型或者都会圈的区域文化特征的形成过程，可以看成是各都会圈文化分野形成的过程，换言之，都会或者都会圈名称出现的起点，就应该是这个区域里形成其自身文化的起点。当然，随着秦的统一，特别是郡县制的全面推行，某个区域文化中心的消失，或者被其他文化同化，应该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此，我们可以说，区域都会或者都会圈的形成，意味着区域文化中心的出现，而一个区域文化中心一旦形成，其影响力是深远的长久的。司马迁笔下的那些都会，有些因时间推移慢慢湮没，有些随时间流逝影响力减弱，而有些，原有的影响力依旧存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勃发，成为影响力更为广泛的区域文化中心。
三
仔细研究《货殖列传》中关于不同区域文化圈的划分可以发现，司马迁基本是在全国一盘棋大格局下进行的块块式的划分。事实上，中国区域文化的存在，不仅存在着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北两大块的差异，同时存在着两大块内部“条”的区别，比如，秦岭以南，江南和岭南的文化差异；秦岭以北，长城里外的差异。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看到，中国的区域文化，以秦岭为界，可以分成南北差异明显的四个大条：（一）秦岭以南，由秦岭南到五岭以北，是一个大条，就是我们常说的江南；（二）五岭以南的区域也即我们习惯上说的岭南，是秦岭以南的另一大条；（三）以长城为界，秦岭以北至长城以南，为一个大条；（四）长城以北，为秦岭以北的另一个大条。这四个大条，既有自然条件的差异，也存在着很多的人文差异。
结合司马迁对古代都会划分的情况，加上上文说到的事实上存在的“四大条”的情况，我们可以说，中国区域文化的分野，呈现出条块结合的大格局，条与条、块与块之间既有差异也有紧密的联系。因过去和现在行政区划的变动，条的情况变化不大，而块的情况则变化较大。要深入了解这种差异和联系相互交织的状态，最能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应该是在语言及饮食习惯里。比如，语言，我们有几个大的方言区，饮食有几大菜系。这些说法的存在足以证明，区域文化以及区域文化存在的真实性。汉代人有关区域文化的认识表明，一种文化的形成，有其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而在其上生活的人的生活方式，则是该区域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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