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生眼里的皮特

    ■龚龑

    18世纪的大英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信、扩张、甚至好战政府谋求发展的自然结果，商业利益不可避免地成为它的核心目标。历任辉格大臣或者首相坚信，他们的首要职责是通过保护原材料来源和扩大国际市场来大力促进英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基于1689-1713年的战争经历，也获益于乌得勒支条约之后的商业教训，英国的统治精英们大致形成了一则共识：国家力量主要不是来自领土的扩张，而是来自商业领域的拓展。甚至有论者指出，经商是彰显这个新教国家身份的特定方式之一。

    英国成功地在北美、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建立起受保护的贸易体系，同时也有效地渗透到地中海和南美的西班牙帝国势力范围之内。英国海军统辖海洋的实力和能力，不仅保护了它自己的贸易路线，也维护了它在欧洲大陆的商业投资。基于关税、港口税、远洋运输等收入形式的海外贸易，为这个新兴国家的财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丰厚的利润占政府总收入的三分之二。首相们通常都能接受各类商业游说团体的意见、投诉和请愿。大型的商业集团，如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屡屡成功地说服政府采取各种对他们有利的立法措施。在漫长的18世纪，英国参与每一场战争，都或多或少地出自商业目的——日后其殖民问题突出并非偶然。汉诺威王室和政权的着力点，是倾力资助和尽心引导外交、军事战略和商业政策，历届辉格政府的商业和殖民政策均以贸易之扩张为指归。

    英国海外贸易的年平均值，从1700-1709年的1040万英镑增加到1765-1774年的2680万英镑，粗略计算，大约增长了250%。1709年至1745年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0.5%，1745年至1771年的比率，则大幅增至2.8%，其中1745年到1763年，增长速率甚至接近4%。投入海外贸易的商船，从1702年的3300艘（约26万吨）增加到1776年的9400艘（69.5万吨），这一数字足以反映此时期惊人的商业增长。在这些年里，英国与美洲殖民地的贸易，比它与欧洲的贸易增长要快得多。18世纪中叶，相较于一些迅速增长的行业，特别是金属和纺织业，北美市场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醒目。要知道，在18世纪前半叶，北美市场只占英国对外出口量的20%（每年约250万英镑），而欧洲市场占这一份额的60%（750万英镑）。

    早在1720年代，某些英国政客之于海外商业和帝国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激进。各类商业集团，特别是城镇中的大商人，对海外贸易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保持高度敏感，他们常常无限夸大海外贸易的重要性。1730年代末，这种观点在对西班牙开战的“爱国主义”呼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已降，新一代英国人成长起来，他们对沃尔浦尔首相推行的和平政治感到厌倦。西班牙政府多年来阻挠英国在乌得勒支条约中赢得的奴隶贸易权，他们恨之入骨。伦敦的商业、金融利益集团（如威廉·贝克福德，威廉·皮特，皮特的祖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东印度贸易的闯入者和垄断者），为了开拓更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执意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手段。

    沃尔浦尔和西班牙政府举行了一系列谈判，双方本来不想以战争来解决问题，在谈判桌上也都做出了较大让步。首相大人原以为这样能缓和国内的不满情绪，但皮特为首的辉格反对派，以“爱国”为口号在议会内部煽风、拱火。最终，这些“爱国”反对派如愿以偿：沃尔浦尔被迫与西班牙开战，以保护在西班牙统辖水域中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之权利。十多年后，皮特领导了“七年战争”，并取得巨大成功，建立起不列颠“第一帝国”，极大地拓宽了英国商人在全球的市场份额。18世纪末，小皮特继承乃父未竟的伟大事业，并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为官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从而进一步确保了英国在19世纪的商业、工业、殖民和文化扩张。

    这样看历史走向，当然得益于我们是后来人。实际上，沃尔浦尔和皮特，谁是18世纪的“伟大政治人物”，可谓人见人殊，在当时更是如此。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塞缪尔·约翰生赞许沃尔浦尔的执政方针，称他为“一颗恒星”，把皮特说成是“一颗流星”。即便在现代学者眼里，他们也是两类颇为不同的政客。唐纳德·格林指出，沃尔浦尔及其姻兄汤森德都属于乡村大地主，他们认可托利党有关英国经济自足自给的看法，更加重视发展农业，大力降低土地税（1731-1732年的土地税，低到每英镑一先令），通过征收其他商业税来弥补政府的收入。他们也许与三大特许公司——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以及英格兰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读者不应忘记，正是因为沃尔浦尔没有参与1720年代肮脏的“南海泡沫”交易，他才能够力挽狂澜，独掌大权，从而在较长时间里确保了“民众享有平等的自由，政府捍卫公正的法律”（柏克语）。而1730年代冒出来的反对派，比如上面提到的皮特，其核心力量是伦敦、布里斯托尔的独立贸易利益集团，他们抱怨沃尔浦尔不够雄心勃勃，未有国际视野，简直就是“商业的敌人”。

    约翰生之于皮特的看法，经历了转变。最初，约翰生也是“爱国者”，他早期文字中充满敌视西班牙和法国的情绪，如《布莱克传》，意在激怒英国读者，让他们对西班牙同仇敌忾。初出茅庐的皮特，并不为人所知。皮特凭借哥哥的关系，同时仰仗威尔斯王子的扶持进入议会，将反对沃尔浦尔作为自己政治回报的主要承诺。皮特意识到自己作为下议院发言人的能力，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沃尔浦尔倒台前，皮特算是辉格反对派的喉舌，巧妙地利用跨党派的“爱国”论调。

    在全国反汉诺威王室的氛围中，政客和报刊作者屡屡指责内阁将汉诺威的利益凌驾于英国之上。卡特莱特向议会提议拨款建立一支16000人的汉诺威军队，皮特责问：“为什么我们要把公众的钱滥用在这支只会在朋友面前炫耀，而被敌人嘲弄的军队呢？ ……难道我们还要花钱供他们吃喝拉撒睡……诸位先生，这是因为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只是可耻的汉诺威选侯的一个省！”1743年12月，皮特再次抨击偏袒汉诺威王室的政策，他气势汹汹地说道：“我们的政府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我们的前任首相（沃尔浦尔）由于优柔寡断而葬送了国家利益，而我们的现任首相（卡特莱特）则以堂吉诃德似的冒险行为牺牲国家利益。”实际上，卡特莱特竭力维护汉诺威王室在德意志的利益，积极介入欧洲事务，联合荷兰、匈牙利、奥地利等围剿法国，这恰恰是皮特后来执掌权力、指挥七年战争的总方针。

    彼时，皮特是“爱国”演说家，谴责首相效忠于“卑鄙的选帝侯”，标榜自己为大不列颠的“后人着想”。这是“爱国”反对派在报刊上自我标榜的口号之一。约翰生在《诺福克的预言》（1739）中皮里阳秋地写道，这首预言诗不涉及任何利益之争，它的作者也不爱令名，这首诗的主旨在于“为后人着想”，“除了国王，谁会有这样博大的心灵和高贵的修辞呢”。1730年代，斯威夫特、蒲柏等文人都加入“爱国者”阵营，和当时的威尔士王子纠合一处，跟乔治二世势不两立。写于同时期的《为“戏剧审查者”一辩》中，约翰生也假模假式地抱怨，“只有一类人最难对付，软硬不吃，一切道理都不理会”。这些人就是“爱国者”，其特点就是“为后人着想”，标榜公众精神以对抗私利。此刻，皮特是约翰生心目中的楷模。

    皮特运气超好，又巧妙打出一手政治好牌，逐渐地从反对派的马前卒转变为建制派的中流砥柱。沃尔浦尔倒台，亨利·佩勒姆和其兄纽卡斯尔公爵成为继承人，他们将多数持不同政见的辉格党人与首相大人麾下的“老帮派”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府。佩勒姆去世后，纽卡斯尔擢升为首要财政大臣，正需要一位掷地有声的下议院发言人。1754-1755年间，英法在北美关系上日趋恶化，而乔治二世和王储之间恰又产生裂痕，皮特不失时机地与未来的乔治三世互通款曲，这为皮特的崛起创造了回旋余地。关键时刻，皮特利用托利党对他的好感，最终将这些顽固的反对分子纳入战时联合政府。毕竟大敌当前，民众希望王室团结，朝野上下同心勠力。

    皮特尝言：“我确信我可以拯救这个国家，别人谁也拯救不了。”他雄辩，有激情，获得了“伟大平民”的声名，他的“院外”声誉远超同时代任何政治家。不仅普通民众，英格兰的城镇和市政机关在这一刻也向皮特表示“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支持”。1757年6月，皮特与纽卡斯尔公爵达成协议，后者出任名义上的政府首脑，皮特则以国务大臣的身份全权负责战争指导。约翰生曾口出妙言，“沃尔浦尔是国王强加给人民的大臣，而皮特则是人民强加给国王的大臣”。

    1756年，也就是皮特即将改变立场之前，约翰生撰写了《论“民兵法案”》（Remarks on the Militia Bill）和《谈“俄罗斯和黑森条约”》（Observations on the Russian andHessian Treaties）。这两篇文章不仅反映了当时伦敦报刊的风气，也体现民众心中的“托利主义”，更有助于我们认识皮特和约翰生的差异。我们不要把约翰生等同于政客，或者议会中的托利党人，也不要想当然认为约翰生持反对派的立场。

    在《论“民兵法案”》一文中，约翰生同民众共同商谈国家政策，将“民兵法案”原文和两院讨论的结果刊登出来，逐条逐款加以缕析。17世纪内战期间，克伦威尔不满民兵组织，建立“新模范军”，这支正规军屡屡在战争中大显神威。复辟后，查理二世深受启发，认为这样的“常备军”对于政治稳定是极为必要的。詹姆士二世也使用此一武装力量来威慑伦敦民众。18世纪，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士兵专业程度也越来越高，原来的民兵架构须加以调整。不过，从一开始常备军就受到普通民众的批评，尤其受到托利分子的谴责。沃尔浦尔费尽周折才保留了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托利党素来主张发展民兵组织，他们和“爱国者”一道，每年攻击常备军制度，声称它侵犯民众的权利，无端增加政府开支，极力要求减少士兵人数。甚至在1745年的詹姆士党人叛乱中，各地的民兵未能有效抵挡，都没有引起广泛注意。七年战争之际，常备军之增扩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约翰生毫不含糊地主张，必须依赖民兵组织，它的控制权理应在地方，由当地乡绅掌握。

    约翰生的原则是“托利主义”，皮特的策略考量，则不尽相同：此时，尽管皮特已经转为建制派，但其政见与纽卡斯尔针锋相对，所以他的政治选项就是大力发展民兵，反对组建强大的常备军，谴责出巨资购置雇佣军，但这只是政治斗争的权宜之计。来年，皮特大权在握，英国的战争机器也高速运转起来，常规军规模迅速增长，陆军增至十万人，海军增至七万，同时，扩建造船厂、增加铸炮炉等举措纷纷出炉。到1759年，英国舰队的规模已经两倍于法国。

    皮特在欧洲事务问题上，也有类似的立场反转。《谈“俄罗斯和黑森条约”》发表在《文学杂志》第三期上，约翰生衡量三个互助条约的利与弊。1742年12月11日，也就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开始之际，英国和俄国签署互助条约：俄国派遣一支12000人的军队保卫汉诺威，主要是防备法国入侵，而英国则负责保卫俄国的领土安全。1755年6月18日，英国和黑森-卡塞尔之间签署互助条约，英国出资五万四千英镑购置黑森的八千名士兵，主要用于英国本土防御，不得派往海外。1755年9月19日和30日英国再次同俄国签署条约，答应资助对方十万英镑，俄国则派遣四万士兵保护汉诺威的领土安全。

    以皮特为首的反对派猛烈攻击这些互助条约，谴责将汉诺威卷入英国事务中，尤其反对与国外武装力量结盟。就这一点而言，约翰生赞同皮特。在《谈“俄罗斯和黑森条约”》中，约翰生尽可能客观介绍争论反对派和政府的观点，相较而言，皮特的“爱国”措辞显得铿锵有力、令人折服。约翰生的出发点仍然是“托利主义”，不愿涉入欧洲事务；而皮特为了让纽卡斯尔政府难堪，再次祭出了“爱国”辞令。几个月后，皮特在联合政府中独掌领导权，立即改变了立场。七年战争中，皮特认识到德意志战场的重要性，始终坚定、慷慨地支持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战争期间，英国向普鲁士提供了高达三百万英镑的补助金。乔治二世终于开始信任这位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伟大平民”。凭借这种信任，皮特才能特立独行，甚至独断专行，才能调动整个国家机器，战胜强敌。七年战争的一大法宝，就是皮特相信“美洲可以从德意志赢得”，直到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刻，他始终坚持同普鲁士结盟来制约法国。“如果不在新大陆、东方和欧洲同时打垮法国，她就会东山再起”，皮特自辩说，与法国的殊死较量中，采取任何策略都是合理的，因而，此时英国援助普鲁士，便不再是为汉诺威王室效劳，而是从英国自身的利益出发。

    这段时期，皮特的言谈举止表达了英国人不断上升的、必然战胜波旁王朝的民族信心，日后他也将成为大不列颠帝国意识日益增强的代言人之一。不过，作为时人，约翰生看到的是另外一幕：战争胜利反倒加速了皮特的垮台，正当他盘算着如何彻底挫败法国，为英国赢得更多属地之际，一股强大的反战浪潮兴起了。高傲的皮特不愿接受任何妥协，或许，他根本不想与人分享权力，最终不顾内阁的统一意见，愤愤然挂冠而去。约翰生管他叫“一颗流星”，似乎也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