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的形成中探寻大国崛起的轨迹

    ■刘明周

    近日，钱乘旦教授的《风起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崛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钱乘旦教授在讲授“大国崛起”课程基础上完成的，其立意是通过对世界大国兴衰史的考察，发现大国兴衰的时代机制与规律性特点，深刻理解国家兴盛的条件与过程，最终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

    钱乘旦教授在书中阐述了1500年以来世界主要大国是如何兴起的，又如何被新的大国给取代。作者主要关注九个大国，即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包括其前身俄罗斯）、美国。这些国家大体分为四类：首先是重商主义大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然后是早期工业化大国，包括英国与法国；再次是新兴资本主义强权，包括德国与日本；最后是20世纪的超级大国，即苏联与美国。当然，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它既重视共性，也高度强调各个国家的独特性，例如，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都是重商主义国家，但葡西是早期重商主义大国，荷兰是后期重商主义大国，英国与法国在工业化之前也都有明显的重商主义印记。英国是工业化大国的典范，法国紧随其后，而新兴强权德国与日本也都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赶超并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虽然德日的工业化道路确实与英法存在极大差异。20世纪的两大超级大国走得也是大不相同的道路。通过对这些大国兴起与衰落及新兴大国取代早先大国的历史分析，钱乘旦教授为读者展示了近世世界的风起云卷，认为一个称雄世界的强势国家一般周期是一两百年，随后新的大国会兴起，犯错误最少的国家最容易出线。作为当前的世界大国，美国的地位可以用绝对优势、相对下降进行总结。这样的分析给人以极大启示。

    一

    该书的三大特色值得高度重视。首先，该书从中国视角阐释了近世西方的兴起。近世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界探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西方为什么会兴起，并由此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马克斯·韦伯从文化层面理解西方的兴起，他认为，宗教改革中兴起了一种新的伦理，这种伦理强调获取财富，并把其与上帝召唤关联，这就摆脱了中世纪仇视财富的窠臼，资本主义时代来临，西方开始超越东方（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从经济学视角出发，认为西方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欧较早确认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对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道格拉斯·诺斯等：《西方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战争，而战争胜败又取决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率，西方的兴起与军事竞争及其背后的技术变革有关，欧洲的民族国家最适应于国家的军事竞争与经济竞争，而东方的中央集权制度遏制军事进步，也限制了商业的发展（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在这种探寻中，强调文明之间交流的全球史也高度关注这一议题。全球史的开创者威廉· 麦克尼尔试图寻找1500年之后欧洲上升到世界领导地位的根源和征兆，他认为，历史上重大社会变革常常是与其他社会接触后的结果，在同拥有较高阶段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进行接触交流后，西方才真正实现了兴起（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围绕粮食生产的人类环境是理解社会发展的关键，由于欧亚大陆拥有更多可以培育的农作物与可以驯化的动物种类，欧亚大陆地理上的横向分布又便利其推广，驯化动物的过程中也使其主人可以免疫某些病菌，在拥有足量的粮食剩余后，管理者、发明家、工程师等促使某些社会快速发展，并对其他群体拥有优势（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重大的世界历史话题上，西方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钱乘旦教授提出了与西方不同的声音，他认为，近世西方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他们采取了一个几乎恒定的发展模式，那就是民族国家+重商主义，成为民族国家的葡萄牙采用重商主义政策，成为引领潮流的第一个世界大国，其他国家也在采用类似的模式后开始崛起。从长远角度而言，西方优势有两个：一是建立新兴统一国家，即现代民族国家；二是发动工业革命，把农业社会改造成工业社会。

    其次，从世界历史理论视角探寻大国的兴衰。历史是厚重的，这种厚重的历史有一个恒久的主题，那就是大国的兴衰。一统六国的秦帝国、封狼居胥的大汉王朝、称霸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天可汗的大唐帝国、地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疆域无际的蒙古帝国等，从来都是探讨大国兴衰的历史题材。但《风起云飞杨》完全没有涉及这些帝国，而只关注1500年以来的大国。这绝不是对世界历史的随意裁剪，而是有其理论根基。马克思在其论著中强调，世界历史绝不是先天存在的，只是从1500年左右开始，人类的交往才突破了早先零散的接触，人类的大规模交往日益昌盛，原先分散的地区国别史正在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世界，也才真正开始出现世界历史（钱乘旦：《新世界史纲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正是威廉·麦克尼尔强调的世界化进程，其主题是各文明之间日益频繁的互动。钱乘旦教授正是从世界历史理论或世界化进程的视角去观察大国兴衰的。在这种思考中，钱乘旦教授认为，在这些世界大国兴起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顺应当时的历史共性，然后在这个共性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并在自己特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一个新的大国才能赶超并实现大国崛起。例如葡萄牙通过率先完成民族国家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首先实现崛起，荷兰在确立民族国家后把重商主义推进到后期阶段实现崛起，英国在确立民族国家后把重商主义推进到工业革命阶段实现超越。德国与日本的崛起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个共性有关，但同样得益于他们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早期自由放任的工业化模式，更强调通过国家力量把各种资源进行有效调配。苏联的计划经济更是把国家的角色推到极致，一个国家的所有经济活动全都纳入国家的总体规划中，各类生产由国家统一制定计划，由各生产单位分头执行并按时完成，市场的作用几乎被完全抹杀。美国则采用凯恩斯主义学说，在看不见的手旁边加上一只看得见的手，即国家干预，两只手共同操作保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从而把资本主义推进到集大成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大国兴衰及更替都必须放在世界历史的视域中方能得到真正理解。例如，葡萄牙与荷兰的兴起都与正在形成的世界历史有关，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是通过与正在发现的世界进行联系而富强并成为世界大国的，如果没有正在形成的世界历史这一舞台，葡萄牙与荷兰是很难成为引领潮流的世界大国的。英法等工业化国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就更明显了，德日苏等国家的兴起同样跟它们日益提升的世界影响力联系在一起。

    最后，注重在世界史的重大议题上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钱乘旦教授首先清晰地界定了世界大国这个关键概念。我们传统认知的世界大国比较混乱，各说各话。钱乘旦教授认为，世界大国不是从面积上界定，而应该是指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而言。世界大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国家，并成为被模仿的榜样。随着时代变化，如果原有的大国不能跟上潮流变化，不能引领新潮流时，它就会衰落，会被新的大国取代，引领新潮流的国家会成为新的世界大国，引来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与新特征。进而言之，世界历史绝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例如西葡的发展推动了大航海时代，英国的发展推动了政治制度与工业化的变革，法国用革命方式来解决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持久矛盾，德国与日本主要采取以政府手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这些创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都受到这种世界历史框架的推动或制约。其次，关于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原因，钱乘旦教授在批判解读早先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英国光荣革命后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得个人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追求利益的满足，利益的多样化和权力的分散化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独特的社会特点，英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基本是守夜人的角色，这正是英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这一观点既奠基于亚当·斯密的经济观，又嵌套于活泼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最后，作者还以更加系统的方式解读了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传统的历史知识把圈地与农业革命分开论述，但钱乘旦教授认为农业革命既包括技术方面的变革，也包括组织结构方面的变革，圈地就是组织结构方面的变革。在工业革命方面，传统知识更强调技术方面的变革，如珍妮纺纱机与瓦特的改良型蒸汽机等。钱乘旦教授发现，在当时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很多工厂并没有使用蒸汽动力，也没有使用机器，但是推行的工厂制由于实行劳动分工，实现了更高的生产效率。陶瓷业就是一个不使用机器，却通过生产组织结构变化完成工业革命的典型。所以，英国是通过机器与工厂制结合来完成工业革命的，工业革命内在包含技术变革与组织结构变革两个部分，这就对工业革命提出了新的解释框架。

    二

    站在世界历史的视角，《风起云飞扬》清晰回答了我们的诸多疑惑。但由于著作的核心是聚焦，这就留下了不少可以继续探讨的议题，特别是海洋在近世西方兴起中的独特角色：它怎样助益西方的崛起？ 又能助益到什么程度？ 当哥伦布时代结束时，海洋还能否继续助益国家的富强？ 其助益的方式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些问题都是由《风起云飞扬》引申出去并需要继续深入思考的。

    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海洋开拓密不可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宣称：1492年的远航美洲开启了一个哥伦布时代，即一个海洋时代（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威廉·麦克尼尔也认为，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一千多年中，欧亚大陆各文明均以陆地为中心，西欧一直是欧亚大陆一端的边缘地带，但大航海挑战了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格局，并在超过三个世纪的时间内将其倒转过来，海洋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大为彰显。当海路取代了陆路运输时，穆斯林各民族失去了他们在生存圈中的中心地位。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西欧一时成为世界海路的中心，成为各种新事物的聚集之地。因此，1500—1700年见证了人类生存圈由旧的以陆地为中心向新的以海洋为中心的模式转变，创新活动最活跃的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欧洲面临大西洋的一面。而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大多数地区，对私人资本积累不抱同情的政治仍占上风，亚洲的统治者一方面采用没收性的税收，另一方面以消费者的利益管制市场价格，阻止了大规模企业的兴起，这就将大规模商业企业、不久又将矿业和种植园农业越来越多地留给了欧洲人，西方主导世界霸权的进程启动了（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实际上，钱乘旦教授已经注意到海洋时代对西方兴起的意义，他选择的第一个世界大国葡萄牙就是开启航海时代的先驱，葡萄牙的崛起也与航海王子亨利联系在一起，这在《风起云飞扬》与其指导的纪录片《大国崛起》中都有所体现，后续国家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崛起都与这种海洋时代纠缠在一起。但是，海洋时代如何系统地助益这些国家崛起，这些大国又为什么在条件几乎保持一致的海洋时代走向衰落，某些新的大国又如何在海洋时代的框架下实现崛起，这些问题在书中并没有进行系统分析，这就为后续的研究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而这也正是优秀著作的应有之义：在巨人的成就上开拓并开启新的门户，引导后续研究者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超越。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