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思想·书写

    ■王进

    6月21日下午，身处偏远西南贵州的我，突然接到一位久未联系的北京老师的来电，说他今天很高兴地在北京见到张新民先生。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其欣喜之情如在目前。末了嘱咐我说，贵州虽然远离学术文化的中心，但因为张新民先生在，子居九夷，何陋之有？ 希望能一往如昔，向他请教。

    放下电话，多有感慨，与张新民老师的交往亦如画卷一样徐徐展开……

    第一次知道张老师，还是在读大学时期。那时，我无意中读到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习录全译》，当即被序言所吸引，阅读过程中，不时回头看作者姓名。“张新民”三个字自此刻入脑海，不时生起“想见其人”之感。不想后来考入贵州大学读研究生，居然见到了张老师。读研究生的三年之间，我就经常与张老师的研究生一起，聆听张老师的许多教导。一个朦胧的感觉是，天地开始变得广阔起来……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珞珈山从刘纲纪先生读美学。其间修习、旁听了中国哲学、宗教学等许多课程，在受益武大诸多老师时，脑海里不时浮现张老师的音容笑貌……后来我有一次回到贵州大学拜见张老师。他说，书院已经完全建好了，欢迎你回来工作。从此，我就离开了荆楚大地、长江之滨而到了云贵高原、花溪河畔，得以随侍张老师左右……

    在放下北京那位老师的来电之后，我上网一查，方知此时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张新民先生主编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参展，方有两位老师的盛会欣逢。

    《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是张新民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张新民教授今日以儒学研究知名于世，但最早是从历史文献开始，代表著作或可谓为“张新民贵州地方志三书”。“我的《贵州地方志考稿》一书，是在读研究生期间完成的。”1981年，张新民考上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师从周春元先生。当时全国各地的上百名图书馆学、目录学、地方志的专家学者们正联合编修《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目的在于对浩如烟海的地方志遗产进行分地区的研究。周春元先生希望张新民能承担贵州地区的撰写工作。于是，“1982年，我开始着手这项工作，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来搜集资料、制作资料卡片。1984年我因为用眼过度，导致视网膜脱落，休息了半年。”1985年后，张老师陆续出版《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地方志论纲》《贵州地方志举要》。“这三本书是我研究贵州地方志的心血之作，也凝聚了我对贵州地方志的热爱之情。”但与此同时，因为“抄录资料太多，看字太多，坏了一只眼睛，到后来几乎看不见东西”。

    傅振伦、来新夏、陈福桐等先生对张新民的地方志研究褒勉有加：“来新夏先生与我长期通信，他的鼓励也给我很大的精神动力。陈福桐先生与我交往最深，他的奖赞常使我汗颜。傅振伦先生远道赐序，那时他已八十岁高龄，破例为我功笔，也令我感动不已。欧洲汉学家魏查理教授主动联系出版，最终使此书（《贵州地方志考稿》）能以中文形式在欧美传播，而黔省史地文化研究也提高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地位。”

    在从事地方志研究之时，张老师也对文献目录学多有研究。“我自1972年起就从父亲学文献学，受过严格的版本目录学训练。”张新民教授的父亲张振珮先生以治《史通》而知名，所撰写的《史通笺注》一书在1980年代初次出版后，即获傅振伦、程千帆等学者的高度赞誉。是书出版后，坊间早已难获。庆幸的是，该书去年被中华书局纳入“中华国学文库”再版，终解学界之悬渴。而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他自己的《贵州地方志考稿》也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作为一个未曾受到古典学术训练的年轻学人，我深感文献训练之不足所导致的重重困难，所以暗下决心进行补课。前几年的一天，我遇到张新民老师，说自己买了来新夏等先生的厚厚两大册《书目答问汇补》。张老师听后马上说，哎呀，早知道我送给你啦，来先生送了我几套呢。来新夏先生之所以如此，与张新民老师的《书目答问》研究密切相关。

    古籍整理中，底本的选用至关重要。来新夏先生此书“选用的底本为清光绪五年贵阳校刻本（王秉恩、陈文珊刻）作为底本”。可知该本之重要和价值。无独有偶，张新民教授等贵州学者不但早已关注此本，而且还做过深入研究，其成果即为由贵州师范大学吕幼樵校补、张新民审补的《书目答问校补》。

    张新民教授早年由地方志进入方志学，进而由《书目答问》入目录学。其思想、精神或可集中体现在其早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籍世界的目录学窗口——张之洞〈书目答问〉散论》一文中。张新民老师在文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目录学对于治学的重要，与其说这是在对传统学术路径和特点的介绍，毋宁说是张老师“夫子自道”，是对自己治学途径和思想关切的表达。记得自己在读硕士研究生时初读此文时，如受电击。所获得的并非只是目录学的知识，而是初窥做学问的见识。在一般人看来，《书目答问》一书不过枯燥之目录学专书，但是张老师在此文中深刻揭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文化关怀，从而使泛黄之旧书获得了思想的辉光。

    “我的不少知识直接来源于古籍，能够独立思考，判断别人立论的坚实与否，从不跟风时髦作文，显然也与早年打下的文献学基础有关。”文献、目录学涉及到大量的考证，表面看来相当的枯燥无味，但长期浸淫其中的学者，无形中又会养成严谨求实、稳健踏实的学风，进而影响其研究的方向和特点。张新民教授熟谙《书目答问》，对张之洞的意旨以及传统学术之门径、程序不但领会于心，而且身体力行。从而使他在后来的儒学研究中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

    前两年去世的史可资先生是贵州大学图书馆老馆员。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北京来到贵州后，直到去世，一直在图书馆默默无闻地工作。贵州省文史馆一位馆员曾经戏撰一联——“万卷藏书史可资”，巧妙地将史可资先生的姓名与工作岗位联系起来，别有韵味，可谓精妙，但苦无下联。某一日，我与张新民老师谈及此事，临时凑了一个下联——“一点良知张新民”。拙意以为，张老师近年来从事儒学，特别是阳明学的研究，“良知”为阳明学之核心要点；“新民”又为《大学》之三纲之一，“张”则有动词之义。张老师听后一哂，不置可否。张老师虽然自述年轻时即对义理、思想感兴趣，但真正进行专门的研究，则可能要到中年以后。此时他已经完成了文献、目录学以及历史学的基本训练和长期积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因此，他一直是历史学专业教授，而非时下学科分科体系下的哲学系教授。

    张新民曾自述自己学史的最初经历，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与乃父张振珮先生的导引有关。在张老师小时，“贵阳的古籍旧书店原在城区的金沙坡。有时候父亲逛旧书店也会带着我一同前往。他的‘二十四史’是散佚后又重新慢慢配齐的。‘文革’刚结束时购到《清史稿》，记得书到家时他十分高兴，毕竟最后‘二十六史’也置齐了。家中的书，史部最多，集部有也不少。善本并不多，但都很实用。我在家中随便乱翻，也增广了见识。”

    近年来，地方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成为学术界的热点。2011年，由张老师担任首席专家的“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对这一看似纯粹文献的项目，张老师也赋予其深远的关切。

    今天，在现代学科的分科体系下，儒学研究主要被划在“哲学”。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资治通鉴》以及“二十四史”，乃至《诗经》《读史方舆纪要》等其他学科的典籍是否应该属于儒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张老师早年的史学修养使他突破了这个藩篱限制。

    时下，犹如其他任何一个学科一样，儒学研究也涌现出很多种形态，总的形式是“XX儒学”。有同仁说，张老师的儒学研究或可谓为“历史儒学”。张老师不置可否。在我看来，任何标签虽然具有提示作用，但何尝又不是一种束缚呢？ 不过，强调儒学研究者的历史修养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早在“哲学”最初进入中国时，就有“哲学”与“历史”的纠纷。仅仅以章太炎先生为例。在太炎先生看来，“夫讲学而进入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与国家有害者，哲学家是也。以哲学家之目光，施于政治，其害最巨。”章太炎先生的言论需要具体分析，但其对“哲学”的反思以及儒学研究与历史素养的关系值得今天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反思。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宏大的格局下，我们更能明白张老师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素养之下儒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

    或许正是这样的史学修养，使张老师的儒学研究带有非常浓厚的史学色彩。这一点，我深有感受。这几年，承蒙张老师的抬爱，每有人来访，我都有机会随侍左右。有一次，一位“大人物”来访。令人意外的是，张老师没有谈抽象、高深的“哲学”、思想，而是从传统的山川大势、地理走向开始，谈中国古代的治国智慧，最后再进入抽象的思想。其中，每一个抽象的概念、思想都与历史的坎坷、肌理联系起来，最后使这位大人物听得津津有味，乐而忘返。曾有很多政界官员对我说，每次听张老师谈话，都敬佩于他对历史的清楚了解和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往往能提出令他们感到意外的切实的建议。

    今年四月底，著名学术期刊编辑田卫平先生来贵州讲学。其间，与张老师会晤于中国文化书院。在谈到中国学术论文的写作、表达问题时，田卫平先生认为“中华语词具有凝练、传神之美”，中国学者的学术写作应该充分借鉴、学习，发扬中国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在追求准确之时，也使学术语言有一种动人的“美感”。新民老师的文章或许正是田卫平先生所强调、所提倡的风格。所以在田先生讲此话时，脑海中马上浮现出张老师及其文章。在我看来，张老师作文之典雅或许为时下学界非常特殊而罕见的现象。

    中国历来强调文章的修辞。如果一位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者缺乏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娴熟而贴切的掌握、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表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不够准确、深入。因此，张新民先生独特的文字表达也就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张老师不仅是文字表达，而且为学的途径和思想的关切，都似乎使他自远于目前学术中心和流行形式。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张老师经常说自己远离中心而身处边缘。在我看来，如果这样的“中心”只不过是异域思想的异地呈现，那么这样的中心也远非中国文明、思想的中心。因此，张老师这样一种站在边缘对中心的眺望，或许反而能进入中国思想的核心。张新民年轻时，曾经陪同乃父张振珮先生前往武汉参加张舜徽先生第一个博士生张三夕的论文答辩。每次听张新民老师谈论，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张舜徽先生生前常讲的一句话，“吾离后人近，而离今人远”。

    二十多年前，张老师从贵州师范大学调入贵州大学工作，主持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建工作，是为中国高校第一个传统书院。当初在做清水江文书研究时，张老师深入清水江腹地贵州锦屏县文斗村考察。该村古木参天，600余株参天古树枝繁叶茂，默然伫立，不仅目睹了清水江的舟楫往来、渔歌唱晚，也见证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程。时值深秋，村中的一棵千年银杏树老干虬枝，一片金黄。在众人都在仰头赞叹那金黄叶片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年过六旬的张老师默默低头捡拾那无人关注的果实，然后小心翼翼地怀揣回贵大，悄悄播在贵大中国文化书院北墙边。十年树木，历经沧桑、光耀千年的银杏树的一片金黄辉映校园，又闪耀在年青学子的眼眸之中……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寻城迹·贵阳市文化名人口述史：集众萤之火共亮——张新民口述史〉》《〈百年贵大口述史之张新民：寻找大学中的人文精神传统〉》《贵州方志人物访谈——张新民》《文化学者张新民：研究贵州是为了追求生命之真理》等相关文章，不再注明具体出处。特此说明，并感谢相关作者授权同意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