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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宋恕平生著述一直未停，只是他一向谨慎，著述不肯轻易示人而已。事实上他去世以后著述也较长时间被埋没，这是导致其学说未能广为传播的原因。另有一点，或许是对于宋恕提出的一些极具天才的思想观点，其同时代人可能受其影响并把这些见解于潜移默化中变为自己的学说。但限于种种原因，自不肯承认或忘却了这些观点的最早出处，故在之后的岁月中，宋恕的影响被有意无意间淡化。
■刘克敌
1910年3月30日，章太炎写信于钱玄同，后者刚从日本回到浙江嘉兴中学任教。钱玄同回国之前那段时间，章太炎多次写信给这位弟子，希望常来看望自己。信中数次出现“久不见，殊念！ 暇望来过”“久不见，甚念！ 望季时来过我”的字句，体现的不仅是师生之情，且大有长辈殷切盼望子女归家之意，足见两人情谊非同一般。钱玄同回国后，章太炎自然急于了解其回国后情况，故章氏此信先是谈到钱氏学校所使用教材问题，认为《算经十书》如果不可得，那么退而求其次，建议钱玄同可以用徐有西的遗著《算学》。其实此前一天章太炎也有信给钱玄同，就他任教事给予详细指导和建议。章太炎获知钱氏主要讲授《说文》并旁及文章写作方面后，认为小学为钱玄同所擅长，当绝无问题，何况钱氏已有《小学答问》一册在手。至于文章写作教授方面，建议钱氏注意所使用选本，因古人所选“多有未善”，故应“取其精者以授学子”。章太炎还在信中大谈算学，甚至谈到近人李善兰、孙仲容如何看待祖冲之的圆周率等问题，其实钱氏并不教授算学一科。当然在30日信中章太炎更为关心的是钱氏所授课程，谈论较多的还是小学，并以《诗经》中“风雅颂”诸篇用韵差异事发表意见，最后一如既往地询问钱氏意见——“足下以为何如”，显然毫无老师的架子。
不过，在30日信的结尾章太炎忽然提及“其乎”之死，估计钱玄同之前写给章氏信中提到此人（当然也不排除章氏从其他渠道获知此事），章氏才大发感慨：“其乎之死，深可惜，著述不知有何种？”
那么，这位“其乎”是何人呢？
如果不是章太炎信中有所交代，恐怕难以猜测这位“其乎”究系何人。据章氏所言，这位“其乎”“前此曾刻《卑议》一书，多言政事，想政事外当别有作。”据此可知这位被章太炎称为“其乎”者，就是章太炎的同门、俞樾的得意门生宋恕（衡）——《卑议》（即《六字课斋卑议》）就是其大作。宋恕在此著中指出“学校、议院、报馆”是国家富强的三大纲领，主张中国向日本学习，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语言改革方面，宋恕提出要学习日本，搞汉语拼音，以改变汉语难学的状况，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宋恕还激烈抨击程朱理学，认为它们是造成中国社会男尊女卑及各种女性悲剧的根源，主张改革婚姻制度，提倡离婚自由，并严禁缠足和童养媳等陈规陋习。此书成后，彼时多位知名人士李鸿章、俞樾、张謇、王韬、谭嗣同和章太炎等均读过，可以说对清末维新变法潮流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五四时期提出的一些激烈反封建观点都可能受其影响。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仅凭一篇《卑议》，宋恕就足以在晚清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也有不少人以为宋恕的学说过于大胆，“惊世骇俗”。
宋恕的弟子许寿裳曾经说过，俞樾有两位成就最高的弟子，一是章太炎，不仅声名最著，且弟子众多并多为大师级人物，故最为世人熟悉。一为宋恕，尽管才学不亚于章氏，却著述甚少，弟子也少为人知，故世人对其了解甚少。至于原因，大概一方面在于个性，宋恕平生处事较为谨慎，如章太炎所言，不仅言政事著作“秘不示人”，其他学问也“深藏不出”。对此章太炎大为不解，“未知何意”。一方面可能与其师俞樾建议有关，当年在读了《卑议》后俞樾就建议宋恕有些内容如《变通篇》等，“鄙意以为宜缓出之：其造端闳大者，固未必即能见之施行；琐屑诸端，不知者且谓妨于政体。”最后一方面，当与宋恕身体羸弱常年多病、最终英年早逝有关——去世时不过48岁。晚清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君遂）曾作一诗对宋恕大加推崇，尤其对其人品学识极为佩服。
支那有一士，韬迹居越东。抗志稀纯素，笃性秉渊冲。意旷九州外，神游三代中。如伤惓心目，无告哀残癃。一夫苟不获，丛疚在厥躬。陈词就重华，问道访崆洞。著书累万言，吾道终未穷。哲人不偶世，至论无污隆。岂惟跻小康，将以致大同。挟策献太平，畴能识王通。抱玉贵善藏，活国徯良工。感子他山意，错石资磨砻。已矣吾何悲，矫首咨鸿蒙。
诗中的“支那有一士”，与“其乎”指的就是宋恕。需要指出的是，百多年前，“支那”一语不仅没有贬义，甚至带有鲜明的革命意味。彼时很多反清人士到日本后首先要做的两件事就是剪辫子和自称“支那人”，将“支那”和“清朝”对立起来，以此表示与清朝的决裂，梁启超甚至还用“支那少年”作为笔名。
吴君遂此诗写于1901年，他与梁启超、谭嗣同、宋恕、章太炎和蔡元培等均为好友，更是维新派和革命党都认可的同志。宋恕（1862～1910，浙江平阳人），原名存礼，字燕生，号谨斋；原名衡，后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宋恕在晚清维新变法派及革命党人中极受推崇，他与陈黻宸、陈虬并称“东瓯三杰”，又与章太炎同被誉为“浙江两奇才”。晚清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海内奇才”，俞樾在读了宋恕的《卑议》后，即大加赞赏：“尝读《后议书·王符仲长统传》所载《潜夫论》《昌言》诸篇，即叹诵不置，以为唐、宋以后无此作也。不图今日乃得之于宋子燕生。盖燕生说为《卑议》，实《潜夫论》《昌言》之流亚也。其意义闳深，而文气朴茂，异时史家采辑，登之国史，亦可谓‘宁固根柢，革易时弊’者矣！”梁启超则称赞宋恕为“东瓯布衣识绝伦，梨洲之后一天民”，又曾作《广诗中八贤》诗，将“诗界革命”主将蒋观云、宋恕、章太炎、陈三立、严复、曾广钧、丁惠康、吴保初八人比拟为杜甫之“酒中八仙”，而称为“诗中八贤”，宋恕位列第二。谭嗣同则誉宋恕其为“后王师”，孙宝瑄称其“风节为当今第一”，“经世之学远在包慎伯（即包世臣）之上，无论龚（自珍）、魏（源）诸人”。蔡元培认为其“有哲学家的资格”，许寿裳更称之为“伟大革命之学者”。至于钱玄同，对宋恕更是高度评价：“值清政不纲，丧师蹙地，而标榜洛闽理学之伪儒，矜夸宋元椠刻之横通，方且高距学界，风靡一世，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也，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在这些好学深思之士中，钱玄同认为最为卓越者有十二人：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钱氏基于个人印象和评判标准，把宋恕置于仅次于康有为的位置，足见评价之高。钱玄同认为这些人“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采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一言以蔽之，他们不失为那个时代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卓越代表。
当然，更有分量更为准确的评价来自同门章太炎。章太炎坦承宋恕是第一个劝他接触学习佛教知识的人：“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会平阳宋恕平子来，与语，甚相得。平子以浏阳谭嗣同所著《仁学》见示，余怪其杂糅，不甚许也。平子因问：‘君读佛典否？’余言：‘穗卿尝劝购览，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不能深也。’平子言：‘何不取三论读之。’读竟，亦不甚好。时余所操儒术，以孙卿为宗，不熹持空论言捷径者。偶得《大乘起信论》，一见心悟，常讽诵之。”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也曾提及此事：“炳麟少治经，交平子（宋恕），始知佛臧”，“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槃》《维摩诘》《华严》《法华》诸书，渐近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对于宋恕的学术思想，章太炎给予高度评价：“平子疏通知远，学兼内外，治释典熹宝积经。”章太炎还为世人无法理解宋恕不平：“谈言微中，亦咢咢见锋力。世无知平子者，遂令朱张阳狂，……要之世人负平子深矣。”宋恕治学，力戒空谈，一直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之法，即怎样才能使中国踏上近、现代化道路，因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极为赞赏。宋恕认为中国欲走宪政之路，只要参照日本的经验，再结合中国的实际，那么也一定能够像日本那样踏上宪政之途。又如宋恕曾预料君主专制必不能久存于中国，果然不久就爆发辛亥革命。不过章太炎对宋恕推崇日本维新稍有异议，认为宋恕太相信日本，“平生持论有余，考证或未详密，又深信日本人书，是其所短”。
总之，宋恕是晚清时期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谭嗣同、夏曾佑、章太炎、蔡元培等都深受其影响，堪称维新派的理论核心人物。
不过，章太炎信中为何称宋恕为“其乎”，且显然钱玄同也知道这“其乎”就是指的宋恕呢？ 看来这一称呼要么是章氏最早使用且钱玄同也知晓，要么是钱玄同在写给章氏信中有此用法，或者是两人早先相见时曾提及宋恕或其著述，然后想到可以用“其乎”代指。不过，我更相信当系钱玄同所为，因为他一直有给他人起绰号的习惯，如称胡适为“摆伦（即拜伦）”，称鲁迅为“鲁仲连”等，甚至还和朱篷仙探讨过绰号的起源问题，后者告诉他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绰号可能是“太公望”。估计钱玄同从日本回到浙江后得知宋恕消息，遂写信告诉章太炎“其乎”去世了，章氏才在回信中直接以此绰号指称宋恕。遗憾的是钱玄同写给章氏的这封信已难觅得，无法确认此假说。当然，章氏弟子中不乏爱给他人起绰号者，鲁迅就是一个。他给钱玄同起绰号“爬来爬去”，说钱玄同在讨论问题时喜欢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至于书信中就称其为“爬翁”。又如林琴南用“金心异”影射钱玄同，鲁迅就在给钱玄同的信中称“心异兄”。
那么，钱玄同或者章太炎为何以“其乎”指代宋恕呢，估计与宋恕文章及书信中常用“其乎”有关。查现存宋恕文集，出现“其乎”且较为重要者有这样几处：
谈之兴也，其于夏、商乎！ 大道既隐，仁者乃否。山林风尘，无权则均。悲情怨气，发为空谈。（《六字课斋津谈· 自叙》，1895年2月）
近闻西国新法：于将产时，用药睡熟本妇，以刀剖腹出子，然后缝腹醒妇，母子十分平安。绝无后患。嗟乎！ 昔仓颉造字而鬼夜哭，今此法行于西国，而昔之死于产难与产后恒河沙数之鬼，其皆夜哭乎！（《六字课斋津谈·九流百氏类第十一）
来书敬悉！ 仆交区三：曰论交，曰心交，曰迹交。论交以见，心交以品，迹交以事。见离吾宗则绝论交，品离吾宗则绝心交，是仆外交之私律也。……君守节忤献忠，可为品合吾宗之据，心交其终古乎！ 虽然，论交则有不敢不告绝者。（《答章枚叔书》，1898年7月）
当然宋恕其他著述中应还有使用“其乎”这一句式情形，自不必全部列出。因为假设这“其乎”之称出自钱玄同之口，则首先他必须看过宋恕的著述至少是早期论著或书信。这应该是很有可能，凭他和章太炎的关系，即便没有看过也会从章太炎处获知宋恕的见解。但就常识而言，应该是读过宋恕著述后才会对宋恕习惯使用“其乎”这一文言句式有较为深刻印象，才能想到以“其乎”称呼宋恕。有鉴于此，那么上述诸条宋恕提及“其乎”文字中，那封1898年写给章太炎的断绝“论交”的信，就很可能是让钱玄同以“其乎”称呼宋恕的“源头”——估计是章太炎给钱玄同看了宋恕此信，两人对宋恕如此决绝的态度可能有些惊诧，特别是“君守节忤献忠，可为品合吾宗之据，心交其终古乎”这一句。其次较有可能者，就是宋恕写于1895年的《六字课斋津谈·自叙》开头那一句，此文按常理推测章太炎当也有可能接触到（无论是直接阅读还是听宋恕本人复述等）。写到这里，就要谈谈章太炎和宋恕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分歧。与章太炎青睐法家不同，宋恕对商、韩等法家言论一直极为反感，为此不仅与章太炎大加辩论，甚至暂时断绝了君子“三交”中的“论交”——他在戊戌年的日记中记下：“与枚叔争商鞅及鄂帅不合，大辩攻。”随后致信章太炎：“商鞅灭文学，禁仁孝，以便独夫，祸万世，此最仆所切齿痛恨，而君乃有取焉。”故要和章氏“暂绝论交”。此处的“鄂帅”指张之洞，宋恕一直对其不满，在写给章太炎信中甚至以张献忠称之，直斥为“兽也”。除却思想见解不同外，宋恕对张之洞的反感可能与他1890年夏，在俞樾介绍下到武昌拜见时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却遭冷遇有关吧。原来宋恕在上张之洞之书中反对顽固派“尊王攘夷”之论，劝说张之洞实行变法，同时对清流派之空洞言论大加批评。张之洞本以清流人士自居，见书后故意不理宋恕也很自然。宋恕久久未能见到张之洞，遂愤极登黄鹤楼赋诗明志：
人间何处有黄鹤，我欲乘之飞上天。古今月色知同异，江海风帆误岁年。正平高才足可惜，太白奇气空自怜。解道营丹永别世，名心不断谁使然。
好在有人从中斡旋，张之洞方才召见宋恕，但宋恕有此遭遇，此后显然不会对张之洞有好印象。且说清末士大夫中有识之士均不满于君主专制制度，因此大都对法家学说大力抨击，宋恕之外，像严复、谭嗣同等人皆是如此。但问题在于，章太炎系主张推翻满清统治者，为何却对法家学说表示赞赏，恐其中还有奥秘。且此观点差异，与是否为维新派还是革命党人无直接对应关系。不知彼时身处政治旋涡之中的宋恕，是不知还是虽知之却故意置之不理也？
至于宋恕其他著述中，虽然也多有使用“其乎”者，但考虑到他的很多文章章太炎和钱玄同彼时并未读过，故不能成为他们称宋恕为“其乎”的出处。当然，此处这些假设在没有获得更具体直接的证据前只能是假设，笔者写这些也并不是为证明这“其乎”之说究竟出自何人，而是意在介绍宋恕这一清末重要历史人物——他的不能为学术界如章太炎那样所重视所研究，其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说，当今学术界对于宋恕学说的研究还是较为重视，不仅出版了目前所能找到的宋恕著述和书信日记等，还有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但相对于同时代的梁启超、谭嗣同和章太炎，显然绝不是什么学术研究的热点或显学。其实，如能进一步了解宋恕及其学说，以及他和瑞安学派及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如孙诒让等学术承继关系，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和思想流变有新的认知。
宋恕之所以在清末诸位政治文化人物中较少为学术界注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较早离开了政治旋涡。他和章太炎相识于1897年的上海，曾有共同办报经历，既为同门，又意趣相投，很快成为好友。20世纪初两人都在日本，虽有见解分歧之时，关系倒一直密切。大致而言，章氏言行较为激烈而宋恕较为谨慎。然后在1905年，宋恕应山东巡抚杨士骧的邀请担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后还曾代理山东编译局坐办。他在山东差不多有四年，主要精力都致力于改革山东教育事业，还编辑出版了多种教科书，对山东教育事业的发展有较大贡献。但因各种因素，加之身体不佳，遂于1908年秋返回老家瑞安。之后一边养病一边著述，终因疾病缠身，于1910年3月6日病逝。查章太炎写给钱玄同那封提及“其乎”之死的信时间是该年3月30日，在此之前钱玄同应写信给章氏提及宋恕病逝事，按照那时的通讯条件，还算是较为迅速的。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宋恕从日本返回山东以及后来回瑞安养病时期，他和章太炎联系应减少很多，故章氏信中才有询问钱玄同是否宋恕还有其他著述之句。其实，抛开学术分歧，章太炎和宋恕一直互相推崇且相互挂念。如1899年秋章太炎自日本返回上海，宋恕遂写诗于章氏：“甬东一夜猿声断，终古黄书泪万行。借问幼安无寸土，欲将何术救姬姜？”章太炎也多次赋诗，高度评价宋恕，如其《怀宁舟中寄宋》诗即云：“独爱宋齐丘，高怀渺隋球。转蓬方一昔，怀葛遂三秋。江海非栖土，文章总罪邮。八儒芳讯问，为尔念京周。”二人交谊之深可见一斑。再说宋恕平生著述一直未停，只是他一向谨慎，著述不肯轻易示人而已。事实上他去世以后著述也较长时间被埋没，这是导致其学说未能广为传播的原因。另有一点我提出来可能会遭异议，那就是对于宋恕提出的一些极具天才的思想观点，其同时代人和好友很可能有意无意间承受其影响，并把这些见解于潜移默化中变为自己的学说。但限于种种原因，自不肯承认或者忘记了这些观点的最早出处，故在之后的岁月中，有意无意地淡化宋恕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符合人性的做法，倒也无可非议。
最后要说的是，即便只研究那个时代文人的人格特征，宋恕也是值得重视的个案。说到那个时代的奇人，章太炎常被视为代表，其实宋恕也一点不差。其他不说，仅就宋恕教育子女的方法就值得一说。他认为在学习古代经典方面，学童应至少有六分之五时间用来读史，剩下的六分之一用来读经、子、集书已经足够。据说他让女儿宋昭十一岁才开始识字，每天学四十个字，用的是《十三经集字》一书，半年后女儿就能读《三国演义》。然后再读《左传》，又读《国语》等，还能写几百字的读后感。如此宋恕的女儿在士人中很有名气，如杭州求是书院总理陆太史曾对宋恕说：“令爱才名久满此间。”不仅如此，宋恕也很为女儿自豪。1903年，宋恕在上海时就认为上海那些所谓的才女都不及自己女儿：“合上海及留学日本诸女学生，殆无一人可望瑶之肩背。”——能有如此自负和自信者，大概也只有其同门章太炎了罢。
一代大师，空有满腹经纶，既不能“兼济天下”，也未能“独善其身”，倒是惠及子女，也算是没有浪费才华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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