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若干思考

    ■程美东

    一

    裴植博士送来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故都”新声：北京的左翼进步思想及其呈现形态（1927-1937）》，请我作序，作为导师，学生有著作出版，自然很是高兴，借此机会写上一些文字，以为祝贺，更是为了学术交流。

    裴植2013年考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攻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学位。入学后，我要求他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著作和史料，包括中共党史、中共思想史等方面的内容。他学习很勤奋，博一时我建议他去研究一下我过去一直想研究的一个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如何传播”，他很认真地查阅资料，据此写出了一篇很扎实的文章，我推荐给了《中共党史研究》，该文发表后受到了一定的好评。在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上，我建议他研究一下十年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的传播情况，他在经过一番资料收集后想以1930年代北平小报中关于“左翼”思潮的传播作为论文选题。2017年5月，他最终完成博士论文《1928-1937年北平左翼思潮下的马克思主义生长：以报刊、青年、学校为中心的考察》，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这篇论文当年被评为学校优秀博士论文，几年后又被评为全国马学科优秀博士论文，现在即将出版的这本著作就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这本著作的确是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中学术性较强的优秀论著，其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角度新颖。现代性小报是清末民初时期出现的一种娱乐性为主的报纸，类似于今天的时尚娱乐报纸和城市晚报，如《良友》《上海画报》《北洋画报》《游戏报》《海涛》《海晶》《海星》《海光》《海声》，北平的《北平新报》《京报快刊》《平西报》《北辰报》，还有一些大报的文艺副刊等等。民国时期的小报多数是一种民众消遣的报纸，反映的其实是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治民意。小报肯定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甚至也不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但是它们往往通过批判现实、向往美好未来来表达对于社会主义的热爱、憧憬，通过考察小报的现实价值取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认可的程度、接受的取向，这样的研究角度无疑较为新颖。

    二是视野开阔。本书在着重考辨北平小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同时，对于1930年代国统区整体的思想文化状况，尤其对于当时北京教育界的思想文化状况、生活状况以及文化界对于大众化的追求都有所反映。通过这样的视野，就把1930年代北平青年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背景和内在的动力阐述清楚了。

    三是资料翔实。本书引用的北平小报就有30多种以上，引用的各种回忆录和著作在两百本（篇）以上，对于还原历史的真实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得论点有充分的依据。

    二

    研究1930年代北平小报，主要目的是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是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由于研究著作叙述的集中性，使人感觉好像当时的小报甚至高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空间不小，这纯粹是后人阅读史的聚光灯效应留给人们的观感。其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于“赤化”言论控制、惩处非常严厉，明确规定文化教育机关以及各种媒体要禁止共产主义思想及事迹之传播、报道。国民党当局于1928年6月开始建立新闻宣传审查制度，先后公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导党报条例》《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审查刊物条例》，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服从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1929年，国民党中央又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和《出版条例原则》，1930年颁布了《出版法》《日报登记办法》《出版法实行细则》和《宣传品审查标准》，不断强化新闻管制。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明确将“三民主义”立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故总理之全部教义，实为本党根本大法；凡党员之一切思想言论行动及实际政治工作，悉当以之为规范而不可逾越”。1932年起，国民党当局又将出版后审查制度改为出版前检查制度，先后在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等重要都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对于违检的报社、通讯社，经常予以忠告、警告、有期停刊、无期停刊的惩罚。1934年，国民党当局又对图书杂志进行审查，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依据本办法，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为此，国民党当局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中央专门成立了新闻检查处，负责全国新闻检查工作。

    了解了十年内战时期的白色文化恐怖的残酷性，对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在中国传播的艰难性就有了理性的认识，对于那些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一切牺牲的先驱们有了更多的敬意。但是，我们不能过多地夸大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就，那样不仅不符合史实，也会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比如，现在有的人在文章和著作中集中阐述这十年间国统区的一些大学中开设的马克思主义课程，给人的感觉似乎国民党政府还比较开明，竟然允许开设与他们的主义“离经叛道”的课程。真实的情况肯定不是如此。那时候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启修、许德珩、李达、艾思奇、邹韬奋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采取了一些技巧，钻了国民党新闻检查管理制度上的一些空子。其一，以学术研究为名，甚至以学术批评为名，开设一些马克思主义有关的课程，如陈启修在北大开设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及其评判”“马克思经济学说及其批评”“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课程，这些课程中带有“评判”“批评”之语，给人感觉是学术批评，最多只是一种客观的介绍而已。其二，利用国民党新闻审查制度中的一些漏洞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如邹韬奋的《生活》杂志就利用国民党当时事后追查的制度规定先发表了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三，改头换面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但用了一个看起来学术性很强的专业术语，以此掩人耳目。这也可以说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宣传者们的良苦用心。

    但即使如此，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风险依然很大，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杂志因为宣传社会主义在事后审查中被关闭，他本人被迫逃亡日本。1932年12月，侯外庐因为与人合译《资本论》第一卷，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罪名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

    三

    近代以降，在严重的民族危亡和积贫积弱的现实困境的挑战下，中国开始了艰难的复兴之路。西学东渐可以说是这个艰难探索中最明显的思想发展和实践发展的过程。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从维新保皇到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全盘西化，从国民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事业，这些艰难复杂的思想和实践无不与西学东渐密切相关——学习外界、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成果、制度文明，以达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的。可是，在这段漫长且艰难的探索过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富裕、迈向国家强大的目标，中国一步步地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梦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学东渐的万花丛中脱颖而出、一花独艳，除了其真理性之外，与其在实际的运用中有机地实现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具有密切的关系，与这场历史实践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善于按照中国逻辑来思考问题、解决具体问题具有直接的关联。西学东渐中很多思想、学说之所以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是说它们的具体内容完全谬误，主要地是它们在中国的运用中忽视了中国逻辑。

    所谓中国逻辑，就是以中国为主体的思维逻辑，思维的起点和终点必须是中国。中国固有的时间和空间所能被理解和实施的人类活动就是中国逻辑的核心和本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中国国情，理解中国国情，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我们的一切主观能动性活动就是遵从了中国逻辑的实践活动。

    合乎中国逻辑，必须要合乎中国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内在的社会基因，合乎中国逻辑就是要合乎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追求和表现形式，合乎中国文化载体的特点。

    合乎中国逻辑，必须要合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从广义上来看，历史就是文化。从狭义上看，历史就是一定的主体空间在时间上的展示。中国历史悠久绵长，中国历史具有独特的规律和趋向，中国历史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历史在一定的意义上充当了中国人的宗教。所以，思考中国方案，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历史特点。

    合乎中国逻辑，必须合乎现实需要和可能。现实需要是中国逻辑的重要思维起点，也决定了中国逻辑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终点，更直接影响到实践逻辑的进程和结果。

    合乎中国逻辑，必须合乎中国人民的意愿。中国的主体是中国人民，中国逻辑所蕴含的思维和实践特点都具体表现在中国人民身上。离开了具体的人民，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中国逻辑就成为一种不可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假想。

    合乎中国逻辑，根本表现在合乎中国规律。中国规律是指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所呈现出来的无可模仿、无可规避的客观结果，是指现有的人类知识体系下中国社会发展所呈现的发展取向。

    四

    截止到2024年10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114个，二级学科博士点5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89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7个，每年硕博招生应该在5000人左右，这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应该占有三分之一左右。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课程体系应该如何设置？这个学科的知识基础是什么？这个学科的学术传统是哪些？ 二十年来，大家都在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就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这块，还没有形成高度的共识。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取向是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学术支撑。就学科性质来说，它属于基础性研究极强的应用性学科。就它的知识基础来说，基本有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和政治；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近现代史。有了这几个方面的知识基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上就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就能在基本的问题上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国情。当然，有了这个方面的基础，也不是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就一通百通、迎刃而解了，仍然需要我们要学习借鉴各种知识、思想，尤其是面对新的实践、新的时代时，这种需要对于本学科的人们来说就更为迫切。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我也作过探索，认为需要开设以下核心课程：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学术规范研究；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理论；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研究；4.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7.欧洲思想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8.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9.海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10.中共思想发展史；11.中共重大历史问题研究；12.中国现代化思想史。

    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研究生系统认真地学习了以上的课程，学深、学透了以上课程，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知识体系也就自然形成，这个学科的特色就能形成，其了解和解释历史问题、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以及展望未来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其科学性就能得到充分的彰显。

    （《“故都”新声：北京的左翼进步思想及其呈现形态（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