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度关山》：大时代波澜里的童年“渡涉”

    ■姚苏平

    乱世流离，是人类的悲剧；乱世里的童年，是成年人对儿童的辜负和亏欠。回望浩渺历史，人类的太平日子并没有太多，甚至远少于战争与灾难侵占人间的时光。这不由得令很多充满责任感与探索之心的作家们，在书写斑斓与喧嚣辉映的当代故事、科技与玄幻交融的幻想文学时，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不忍于“过眼云烟”“雪泥鸿爪”的一带而过，在大时代的波澜里耐心地打捞童年的微末，致敬一个又一个孩子成长的仓皇与坚忍。《明月度关山》是作家莫晓红的一次灵魂“寻根”，是对祖籍顺德之风俗风情的凝望，是对抗战时期“广州—香港—南洋”区域的童年特写。

    《明月度关山》的童年原生地是广东顺德，莫晓红用清丽的笔调书写了“桑基鱼塘”的水乡日常，正如她形容桑叶如“葳蕤生香的绿缎子”一般，整个作品的文字也氤氲着雅致的风范，由此绘就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般的顺德风情。无论是松玉一家在养蚕时节严丝合缝的操劳，马蹄糕、虾饺烧麦、云吞面等吃食的家乡滋味，还是“一边听戏，一边吃点心，慢慢叹（享受）”的广式休闲，莫晓红对广东民间生活的稔熟令我怀疑她作为烟台人的真实性。令人感动的是，她写出了那个时代粤人的侠义和刚勇。松玉的爸爸阿昌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小康生活，夫妻和睦，一双女儿乖巧伶俐，他没有接受过传统私塾或现代学堂的教育，却自有知恩图报、爱国爱乡的情义。他本可以对参加革命运动的崇礼少爷敬而远之，但是他却为报恩而将崇礼少爷的遗体带回家乡，并因此受了重伤，最终不治而亡。文慧的父母打破了“为富不仁”的刻板形象，不仅同意文慧和穷孩子们打成一片，还用维护松玉尊严的方式接济着她的生活与学习。戏班的生计固然艰难，可是班主和大人们坚持让孩子们接受文化教育，期望他们将来不是受尽白眼的戏子，而是能唱新戏、能用文化武装自己的独立公民，成为能够为抗战而唱响国人精神的旗帜。

    正是这场时代、地域、民风的狭路相逢，在1920～1940年间岭南至南洋的风云变幻，才孕育出松玉、阿媛、榴双、文慧、秀珠……这些女孩们于人间悲欢中互为援手、各自闪耀。作品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松玉的形象，她本是小康之家无忧无虑的幺儿，因父亲伤亡、母亲失明而家庭败落，不得不到缫丝厂当童工、到富人家当陪读丫头，又逃到戏班避祸。她的成长起伏折射了中国近现代史中粤人因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出走南洋等而生成的特定场域。作者花了五分之一的篇幅，书写了松玉、姐姐阿媛和父母亲相亲相爱、守业敬业的日常。这是松玉原生家庭与生活环境的基调。正如阿德勒所言“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正是这段短暂却极为美好的珍贵时光，支撑着松玉在此后的艰难困苦中坚守善良、坚信未来。而那些着墨不多却熠熠生辉的女性群像，让松玉的成长不是孤例，而是在相互助力中如野草般欣荣。义无反顾带着松玉逃跑的榴双、戏班里照应松玉的竹筠，以及因自身容貌缺陷而郁郁寡欢的文慧，她们没有因为出身、职业、门第而产生隔阂，恰恰相反，她们带着女孩独有的闺阁之情和同性之义。这份情义始终在女性身上闪烁着萤萤之光。哪怕家里已经陷入赤贫状况，松玉的妈妈还是将仅有的玉佩分给松玉和文慧，作为彼此分别的留念。笔者以为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最动人的配角是姐姐阿媛。她是家中长女，勤劳懂事，和青梅竹马的阿瑾哥订下了婚约，两家又是品性良善的世交。然而，这些幸福的“标配”在父亲猝然离世时被打碎。尽管父亲临终遗愿是希望阿媛早早婚嫁，但是她不忍抛下失明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主动退婚，当上了缫丝厂的女工，并远赴南洋为全家谋生计。儿童文学作家最大的软肋是“不忍”，所以作品中阿瑾哥也去了南洋，他们就像格林童话里被各自流放到黑森林的长发姑娘与王子，何时能相逢？ 相逢时彼此是怎样的情状？ 莫晓红本可以写“千里共婵娟”，但是她惦记着抗战硝烟、生灵涂炭，她要让笔下的人物活出时代中最饱满的质量，所以阿瑾哥最终以募集南洋物资、护送其前往东北的方式消失在历史云烟中。

    在很多童年苦难叙事中，作者多用个体的涉渡来消解对一个时代的直接碰撞。莫晓红的灵魂寻根是痛苦的，因为她既要写出“祖籍”里的岭南日常、粤式风情，更要写出一个时代童年直面苦难的韧性与力度。当她用琼楼玉宇般的文字书写国破家亡时，令人有焚琴煮鹤的痛楚与无奈，也感慨这一“明月度关山”童年叙事究竟渡涉了谁？ 这是苦难中国的苦难童年的自我担当，也是一个时代不绝如缕的低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