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夜人”与“夜莺”的隐喻

    ■郭小聪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C.P.斯诺所著《两种文化》一书引起关注，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科技领域与社科人文领域的巨大分裂令人忧虑，大家虽同为知识分子，却很难有共同语言相互理解和交流了。

    其实，这种文化割裂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内部也照样存在。最典型的如国际关系学与文学这样的专业，它们虽同属广义的文科，却恍如参商，或说是现实与理想遥遥相对的两个研究方向，双方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学术交集，“守夜人”与“夜莺”恰似它们的隐喻。

    作为知识学人，国关学者也苦读多年，个人甚至颇有艺术修养，但国家守夜人的身份，使他们不可能沉湎于自由创造，更不会像夜莺般浪漫多情。任何时候，国际关系学者都必须以某个国家，通常是以自己祖国的兴衰荣辱为基本立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权力为旨归，以国家综合实力为后盾，在此基础上展开学术思考。

    换言之，国关学者的思想成果不是有关个人对美与善的感悟，而是关涉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博弈，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坚守一块阵地，既要有战士的忠诚，又要有谋士的睿智，所以国关学者的研究气质理应比文化学者更加冷静多虑。美国一本权威教科书《权利与相互依赖》说得明白：在国际关系这一行里，“细致研究并非仅仅是学术游戏，它对正确应对这个时代的纷乱世界至为关键。征战沙场，剑强于笔，长远观之，却是笔指导剑”。

    作为人文学子，我们上学时也按国别学习世界文学，却不会因国家现实关系而对各国名著有所厚薄。但在国际关系领域，当你了解学者们时刻萦绕于心的问题，就会像从理想田园来到一个纷争的世界——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是无情的现实，安全困境是永久的焦虑，国家利益和权力是最核心的概念，地缘政治是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依据。每个国家既是博弈的棋手，又要当自己的法官，决策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引发持续的紧张，守夜人必须扎好各自的篱笆，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而且，无论各国对外关系智囊决策形式如何，都需要某种团队精神和组织化协作，这“将对决策结果能否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有着重要影响”。因为他们是在和对手下棋，不是为自己绣花，不可能像夜莺那样一心期盼着灵感的降临。

    当然，人文学者习惯于以人类社会为思考单元，把文明、文化成果看成是像阳光普照大地一样的东西，这很美好，但不尽真实。大地是被网格化的，人是要食人间烟火的，总要以某种身份反思历史，正视现实。

    1929年，日本东京仿照苏州寒山寺建造了一座寺庙，亦名“寒山寺”。因为千百年来，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在日本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甚至被收入学生课本。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与敬意，为什么没有阻止随后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这令人深思。

    也是在1929年，英国剑桥大学举行了一场原本走形式却传为佳话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者是40岁的奥地利天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答辩主持人是大他17岁的大名鼎鼎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答辩论文则是已出版多年被视为经典的《逻辑哲学论》。答辩结束后，维特根斯坦安慰性地拍拍罗素的肩膀说：“别在意，我知道你们也不会懂的。”更奇幻的是，论文导师拉姆塞又比维特根斯坦小17岁，也就是说，年仅23岁的拉姆塞，就已经同样是学术天才并对引入维特根斯坦起到过积极推动作用。

    当时的剑桥真是天才济济，不拘一格，令人困惑！ 这里的房屋是古老的，教授们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但里面流动和激荡的学术思想却是最前沿的。权威学者们渴望接触世界上最高级的智慧，而他们又恰好处在可以引荐人才的关键位置，比如哈代慧眼引进印度数学奇才拉玛努金。这真像是一座学术伊甸园！ 然而拉姆塞一句话又把人从世外桃源拉回到人间。他说：“就思考而言，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都活着（还都住在德国或奥地利——文明的敌国！）”这仍是一个国界分明、充满竞争意识的世界！

    该如何理解这种内在矛盾性呢？维特根斯坦说过，世界是事实的总和。根源还在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存现实——既然谁都无法餐风饮露，国家形式仍是民族利益的最佳载体，国家的乌托邦就只在尘世，希望自己的国土永远是一处繁荣、强大和安全的繁衍之地。这才是人类社会文化殿堂之下隐隐流动的最深厚阴沉的一层，随时可能发生裂变之处！ 正因为如此，即使夜莺坐在守夜人的位子上，也不得不慎之又慎，为自己的国家绸缪。至少，抚今追昔，害人之心不可有；瞻前顾后，防人之心不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