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不惧

    ■张辉

    那天深夜国华把这本《漫长的革命：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电子版发给我，第一时间我就联想到他另外几本书的书名。或许这已是他的“朱氏风格”吧：明明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论文集，标题却是《乌合的思想》；明明是对学生们语重心长的“布道”，结集成书，却命名为《天花乱坠》。这当然是他的朱式调侃或反讽，但我想，也更是他的自谦与“狡猾”。或者说，乃是他自己的“社会学诗学”，不仅与布迪厄相关、不仅与《权力的文化逻辑》相关，更与他多年来形成的对于学术、对于世界的基本看法相关。不惮于探求真（理），但从不试图占有真理，因而对任何貌似完美的宣称保持反思乃至批判的权利，也对任何试图在一夜之间完成的“革命”保持警惕甚或抗拒。

    悖论式的书名，事实上已直截了当地同时表明了他的耐心和决心。

    2023年，国华有一篇点击率极高的讲演：《仁者不忧》，我也曾是对之再四阅读的拥趸。这次细读《漫长的革命》一书，我则更多地体会到的是“勇者不惧”这一对中国学术思想界而言尤其稀缺而可贵的精神。

    读毕《漫长的革命》，我读出了国华对中国学术——不仅是他自己所在的文艺学学科——之现状和历史的强烈不满。内心有这种不满的人，当然不在少数，但敢于说出这种不满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因而，最让我感佩的是，我这位“狡猾”的兄弟，毫不隐瞒地说出了他所能看到的“真相”。如果他是那个看见“皇帝新衣”的孩子，也许我们还不需要感叹，毕竟孩子是天真而幼稚的。但国华，他已年届耳顺，已足够“成熟”、足够“老到”、足够established，却依然无畏地发出了自己独立的声音。

    事实上，他的一系列反思，不仅指向了当下的诸多体制性弊端，而且集中指向了更深层的精神秩序，也即他所说的中国文化“认识型（épistémè）”的不足。这无疑是会引发巨大争论并令许多人不快的问题，在泛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时尚的语境中，尤其如此。

    但国华对这样做的“副作用”似乎不以为意。在文集的第一篇文章《本土化文论体系何以可能》中，我格外注意到的是下面这段话：“如果我们认为，人文学科成绩不行，其原因是应试教育出现的题海大战摧毁了想象力与知识好奇心，是因为理工科思维的殖民，将量化考核标准（科研成果发表刊物的级别，影响因子，H指数，发文的数量，获奖的级别，项目经费的总量等等）推行到文科领域里来，是因为社会所允许的思考的自由度还不足以满足这个学科的需求，是因为许多学者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等等，这些分析可能都各有其道理，但是我想，最重要的症结还可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认识型与源于希腊的西方文化的认识型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而这一差异至今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思想与行动。”

    对于一个比较文学的老学生来说，我一开始几乎是“职业性地”只能接受他的前半部分判断。因为我和国华一样身处“卷之又卷”的当代中国学术体制之中，对之可以说是冷暖自知。但对于后面颇具二元对立色彩的说法，则不敢马上苟同。至少在我看来，简单认为中国文化“先天不足”，而我们所遇到的最根本问题要由老祖宗来负责，不仅是推卸自己这代人的责任，而且实际上是在为那些严重影响学术思想健康发展的非学术的、乃至反学术的干预和限制提供借口。不是一种鲁迅意义上的“帮凶”，也是一种“帮闲”。

    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却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情绪性反应和思想惯性。这甚至是我反复阅读《漫长的革命》时所获得的最大收获。

    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和“五四”那一代人相比，甚至和我们这一代人青春年少时相比，变得过于脆弱、敏感起来，尤其是听不进批评的声音。不仅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声音，甚至自己人的批评声音也听不进去。似乎只有始终不变地说好才是真正的“爱国”。否则，就会恼怒，就会咒骂，就会上纲上线。

    而国华的“勇”正体现在这种没有畏惧的自我批判之中。《漫长的革命》，尤其是作为全书“文眼”的同题论文，不仅提示我们要善于认识中国文化充实而有光辉的优越之处并将之发扬光大，而且要努力在与外来文化的对比中看到中国文化的不足甚至危殆之处。这也是自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以来，那些最了解也可以说真正热爱中国文化的先贤，所留给我们的最伟大启示。很显然，国华是在有意识地接续这个了不起的传统。

    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国华在书中刻意“反复引用”的一段陈寅恪的话。这段话由于间接出自《吴宓日记（1917-1925）》，其实并不如陈寅恪的其他论述那样广为人知，但却显然引起了国华的格外重视：“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而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毋庸置疑，这里说中国人具有“偏重实用”的“认识型”，事实上并不是在盲目地否定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而恰恰是对中国知识人的提醒乃至激励，是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前提，也是中国人文学术真正对世界有所贡献不可或缺的前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华在文中对王国维、朱光潜等民国大师也并非没有“苛评”。因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受“认识型”和思维惯性的限制，“他们对西学并没有真正遵循澄怀观道、虚己以听的原则，或者说阿多诺所倡导的‘客体性优先’的基本立场，相反，他们无论是否在意识层面有所觉察，客观上他们在更大程度上依然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接受态度，起作用的仍然是传统文化本位的文化主体性取向”。

    也正因为此，国华举例指出，朱光潜的《诗论》“就整体格局气象而言……依然偏安于中国诗学之一隅，不能……参预当代世界学术之潮流”；而晚年王国维不再萦心于西学，甚至在向宣统帝上的奏章《论政学疏》里，对西学进行了“极为严厉然而明显浅薄的指控”，所谓“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从而完全背离了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所提出的，学术之争需要超越“中外之见”“彼此之见”，“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的早年主张。

    更可贵的是，《漫长的革命》不仅提醒我们充分看到中西思想交通中的曲折，而且还希望我们有容乃大地承认，中国特有的“知识型”所可能远远超出“纯学术”领域的复杂意涵，以及它对未来中国的深刻影响。如国华在一个精微的比喻中所说：“我们当然可以采用各种烹饪技术来炮制薇草，例如烤薇菜、薇汤、薇羹、薇酱、清炖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但是，薇草究竟是薇草，我们毕竟不能指望单是依靠它，能做出一桌的满汉全席来。”（参见《从课程、教研室到学科：文艺学的中国生产》），更何况早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我们就已经读到这样允执其中的文字：“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我想，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怎样“刚柔相济”、怎样既超越又融通中西之见，正是国华这本“附带着”讨论文艺学学科史、《伤逝》与个人主义、以及“模特儿事件”等等问题……的论集，其最中心关切之所在？

    剩下的问题是，这个如此严肃郑重地讨论学术“革命”——而且是“漫长的革命”——的老兄弟，是怎么与他戏称的作为“流寇”的，那个具有“游戏态度和娱乐精神”的“自己”和平相处的呢？（参看访谈《文学研究该如何作业？》）他的“乌合的思想”，他的“天花乱坠”的表达，究竟遮蔽了什么？ 又由于这种遮蔽彰显了什么？

    我不敢给出最后的答案。给出答案，也必然会遭到这位《兄弟在美国的时候》的作者反唇相讥。

    就此打住，就此祝这位几十年来亦庄亦谐的好伙伴六十岁生日快乐。如往常一样，甚至不用握手和拥抱。

    （《漫长的革命：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朱国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本文是作者为此书所作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