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匡霸业为齐开

    ■马兵

    从约公元前1100年，武王封姜尚“于齐营丘”起，至公元前221年被大秦所灭，作为东方大国的齐国经历了八百多载岁月，春秋争霸，战国称雄。东夷文化的滋养和广收博采中原各路文化并作融合创新的开放精神，成就了齐文化的博大精深，为催生中华文明“轴心时代”提供了重要支点。善于以长篇巨制铺写历史烟尘的小说家张鸿福，这一次把视线投向春秋时期，给读者带来了齐文化历史小说《大齐》的第一卷《会盟天下》。

    小说从齐襄公被连称和公孙无知设伏弑杀，齐国内乱，公子小白抢先回国，在国、高二氏支持下夺取君位写起。重心落在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对内“尊贤尚功”，广招贤才，因地制宜发展盐铁，富民强军；对外“尊王攘夷”，扶助弱国抗御四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开创文治武功的盛世。小说终笔于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之会，齐桓公召集鲁、宋、卫、郑等诸国君在葵丘会盟，周天子派大臣宰孔“赐文武胙”，且命年迈功高的桓公不必下拜，此可视为齐桓霸业的顶峰。

    相较于张鸿福谙熟的晚清时期，齐国史的写作难度要大很多，而其中最难的，恐怕是史料的简素。就以《会盟天下》浓墨重彩书写的齐桓公和管仲而论，两位都是春秋史上的大人物，但正史对二人的记录却谈不上丰赡，《史记》的《齐世家》记录桓公事功不到两千字，而《管晏列传》写到管仲只有五百余字，虽然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各家之书如《吕氏春秋》《韩非子》《说苑》等补充了有关二人的很多细节，各种小故事也流传甚广，但与浩如烟海的近代资料相比，毕竟有限。再者，无论是编年体史书如《左传》，还是纪传体史书如《史记》，所载二人的事件与史实有时是割裂的，完整的事件链条被分布在不同的年代或传记中，读者很难一下把握事件的全貌，而由其引发的连锁事件以及事件之间的有机关系也无法适当的呈现。古人早已感叹编年体有“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而莫绎其终，揽其终而莫志其初”之弊，纪传体有“纪传各篇，动逾百十，不特传文互涉，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逐篇散注，不过便人随事依检，至于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盖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富，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之失；对于今天读者而言，想要详实了解齐国发展的“宗要”之事，个人去参照读史，梳理总括，当然是更艰困的事情。

    张鸿福知难而上，《会盟天下》借用“通鉴类”史书“年经事纬”的组织体例，聚焦历史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紧紧围绕管仲和齐桓公互相成就的谋国制霸之路，处处照应所叙史事的义理，措置裕如地处理头绪纷纭的政治事件，首尾连贯，因果毕呈，疏密相间，传神地描绘出桓、管治下齐国的泱泱大风和煌煌霸业。具体说来，可从如下三点展开。

    其一，《会盟天下》借鉴史学界的研究，将齐桓公的霸业分为“创霸”与“尊王攘夷”两个阶段，以此串联全书。“创霸”阶段重点写管仲说服桓公，一面发挥齐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传统优势，一面打破世卿世禄制度和宗亲之藩篱，把“尊贤尚功”作为立国之本，不拘一格降人才，擢拔宁戚、吕冶子分掌农业和冶炼，极大地扩充了国力。后策动北杏之盟、柯之盟、鄄之盟，霸业初显。“尊王攘夷”阶段重点写为救诸侯之困，桓公亲征，先北伐山戎，击令支、孤竹；又驱逐狄人，迁邢存卫；后又联合宋、鲁、卫、郑、陈、许等中原八国征蔡伐楚，逼楚国在召陵缔结盟约而还；葵丘之盟，面对周天子“无下拜”之诏，齐桓公对管仲之教诲从善如流，下阶拜受，为天下做出了“尊王”的表率，在各诸侯间威望一时无两。小说在叙写时，很注意抓住关目，对重要事项细细铺排。如燕都危急，齐桓公领军北上救援，接连征讨无终、令支、孤竹，中原兵车结合步兵的战法遭遇山戎骑兵出击，齐国军队总是遇伏遇阻，险象环生又化险为夷，写得扣人心弦而始末翔实。又如南下伐楚，小说如电影里的交叉蒙太奇一般，将联军大兵压境与楚国上下从容以对交错来写，穿插屈厉、屈完两位楚使不卑不亢的事迹，以及南宫瑜献计火烧楚军粮草导致管仲之子管宣被俘之事，大动荡中又掀小波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读来十分过瘾。

    其二，小说摒弃道德说教，既强调在历史大潮中每个人都不免有被潮流裹挟的非个人性的一面，又着重凸显历史结构困境中个人的纠结和选择，写出了人物的精气神。印度历史小说家高希说过：“如果说历史学家和小说家都在观察一条河流的走向，那么前者是站在河岸的观察者，后者则是水中的游泳者或一条鱼——每一刻都有一百万种选择。”《会盟天下》整体上有一种站在高处和过来人的立场回看历史的通透感，而在写到人物的命运时，则多用“游泳者”或“鱼”的视角，体贴地赋予人物相当的心理厚度，细腻呈现他们介于个体情境与历史情境间的委曲心意。比如在塑造齐桓公时，小说并不圣化，而是试图走入他的内心，仔细叩听他在个人称霸中原的野心和管仲规劝他“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的谋划之间犹疑徘徊的心音。在霸业初始的阶段，每当峥嵘已露的齐桓公骄矜自傲，管仲的肺腑之言总会第一时间震醒他。而羽翼丰满后，虽然他时刻谨记管父教诲，但当国归父、公子无亏等以晋、楚渐渐做大，齐国霸业恐难以维系相劝，他免不了“心口怦怦直跳”，想要摆脱管仲，独断行事。第一次葵丘之会后，得意洋洋的桓公甚至要到泰山封禅，这已是完全不把周天子放在眼中了。但好在管仲有谋，以“祥瑞”之说劝止，也好在齐桓公还是明白管仲忠言逆耳，平息了僭越的心思。更难得的是，小说对大小人物的事功虽然笔墨上有详略繁简，但态度上都是平等的，因此那些着墨不多的小角色，如东郭牙不趋附潮流、敢于直谏的耿直，吕冶子“我爱鲁，奈何鲁不重我”的无奈，曹沫的刚健勇猛等等，也让人过目不忘。

    其三，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小说，《会盟天下》读来并不让人觉得累，这首先得益于作者将各类名物、称谓、制度、礼俗、历史地理等知识性的内容妥帖地熔铸在故事和场景中，将理微义奥之史书语言转而化成平白的道理。比如北杏之盟时，小说扼要地描绘会盟仪式，顺便提到何谓“执牛耳”，何谓歃血为盟，融入自然，不给人突兀镶嵌之感。又如，作者借齐桓公数次会盟，深沉写出了一种“诸夏共同体”意识，呈现了以礼乐文化为内核的辐聚效应，这也正是孔子所称赞的：“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再者，作者也注意适当地从野史和传说中汲取素材，并做合理想象和敷演，以增强小说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因应读者的审美情致。罗烨《醉翁谈录》中说，讲史类的话本小说特点是“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其功名，总依故事”，又谓“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会盟天下》颇有此风。小说有意化用野史中流传颇广的“齐管妾婧”之事，将“妾婧”改写为自随国避难齐地的奇女子南宫婧，她开在临淄的茶馆成为管仲流连最多之地，而她的智慧和情商更是多次助管仲一臂之力，她亦成为齐国霸业奠基之路上不可或缺之人。

    质言之，所谓“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这无疑给普通读者研习历史带来挑战，而张鸿福的《大齐》，一展卷则历史烟云悉在眼中，无疑是读者了解大齐兴衰的优秀读本。按作者规划，《会盟天下》之后尚有《稷下学宫》《失国复疆》和《河海汇流》三部，我们乐见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