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访华研究的“翻译转向”

    ■裴云

    一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热点题目，相关讨论层出不穷。在这些研究中，聚焦礼仪之争是举足轻重的传统视角，影响深远，甚至并非专注于中国研究的科泽（David I. Kertzer）在其《仪式、政治与权力》（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1988）中也写道：“那位不愿卑躬屈膝的英国访华大使的例子虽然有些奇特，但典型地体现出了国际关系的仪式原则。”

    站在历时的角度来看，以礼仪之争为切入点的马戛尔尼访华研究经历了重要转变和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研究范式呈现出从“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论（The Western Impact, China’s Response）到“以中国为中心”（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转型尝试。“冲击—反应”论模式流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代表学者费正清和邓嗣禹以朝贡关系及其受到的冲击来解释近代中国的变革。他们认为朝贡制度是中国早期先进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显示了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亚洲各国需要用朝贡的方式获得与中国贸易和交往的机会。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清朝在面临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交往需求时，仍试图按照惯例将其纳入朝贡体系，却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清廷也在阻力下被迫变革，接受了条约制度。费正清对朝贡制度的关注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学者，朝贡制度成为解读中国外交制度、文化和历史的一个重要角度。王开玺的《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2009）、李云泉的《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14）等均是在此研究领域内的深化。曾备受瞩目的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著《停滞的帝国》的论述思路也深受“冲击—反应”论的影响。此书按照日期详细叙述了马戛尔尼访华的具体经过。然而，书中虽宣称参考了大量清代档案，但大部分篇幅仍是站在英国使团的视角，塑造清朝为礼仪僵化、拒绝学习新鲜事物的停滞帝国。

    随着研究的进展，“冲击—反应”论的问题逐渐凸显，引来学界的反思。费正清的学生柯文（Paul A. Cohen）指出，应该倡导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从中国内部因素来探索中国近代历史。他个人对中国基督教、晚清革命、义和团等的研究，都寻求探讨中国内部的变革动力。日本学者滨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也将目光望向中国内部，探讨了清代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方式，展示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认为西方国家想要融入这一贸易圈，本身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

    在此一背景下，学界开始探索马戛尔尼访华研究中去西方中心化的路径。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在《怀柔远人》（Cherish⁃ing Menfrom Afar,1995）一书中以礼仪之争为切入点，阐释礼仪的象征意义以及拒绝行礼所显示的权力冲突。他认为宾礼制度是构建清朝为四周藩国中心的重要礼仪制度。马戛尔尼拒绝“演礼”，被清廷认为无法理解宾礼制度中的权力关系，导致了出使失败。这一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是从清廷视角出发，突破了以往过于重视从英国角度阐释现代国家交往理念的藩篱。

    二

    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从中国内部出发，前述研究始终囿于历史学科范畴，而自世纪之交起，马戛尔尼访华和中英早期交往的相关研究开始出现跨学科的转向，并与更广泛的中国学有了深入交叉。在这些新的研究视角中，翻译视角具有特殊的意义。中英交往借由翻译进行，处于中间的译者及其采取的翻译策略影响着意义的生成，探索翻译的个中曲折，能够更加直接而深入地探查历史的真相。刘禾曾在《交换的符码》（Tokens ofEx⁃change,1999）中探索过翻译在中英早期交往中的重要角色。她指出，“夷”字在英语中最初被翻译成“陌生人”（stranger）、“外国人”（foreigner），然而从1830年代开始，郭实腊等人将“夷”字翻译成“野蛮人”（barbarian），该词迅速由中性转为贬义，某种程度上服务了英国国内对中国发动战争的话语建构。

    最近出版的两本专著更是集中探讨了马戛尔尼访华中的翻译问题，分别是王宏志的《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东方 出版中心，2023），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2021；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两位学者都深入探讨了马戛尔尼访华中的译员选择、中英公文信函往来和官员往来中翻译的角色、国书文本翻译等问题，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沈艾娣更多着墨于夹在中英之间的译员的身份和翻译的风险上，王宏志则注重梳理从访华前到访华后续，翻译文本产出的过程、版本比对和翻译的阐释上。两本著作结合起来，可以称作是马戛尔尼访华研究中“翻译转向”的集中呈现。此前，《中华读书报》已经刊登过对《龙与狮的对话》的评论，因而本文着重介绍《翻译的风险》。

    三

    《翻译的风险》分四部分。“跨越世界的人生”回溯英使团译者李自标和小斯当东各自的早期经历，“李自标和马戛尔尼使团”和“小斯当东与广州贸易”讲述二人各自的翻译活动及其中曲折，“疏离”追踪二者的后期经历。尽管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国籍、性格、信仰、政治追求迥异，但沈艾娣的讲述聚焦于他们的共同经历、相近的翻译理念、甚至相似的人生轨迹上，着重描写“联系”与“相似”，而非“冲突”与“相异”。

    那么，李自标和小斯当东有何相似之处呢？ 从早期经历来看，二人的事业都始于家人的推动。李自标出生于凉州（现武威）大户人家，其父李方济以培养当地神父的目的，在1772年，将时年11岁的李自标送往那不勒斯接受神职训练。地球的另一边，老斯当东在印度和法国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中，深刻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作用，希望未来自己的儿子能担任这一角色。李自标和小斯当东都在很小的时候就颠簸辗转，也都深入学习过拉丁语。李自标到达那不勒斯后，就读于中华学院，相继学习拉丁语、算术、西塞罗、基督教教义等，24岁被授予圣职。另一边，老斯当东回国后，全身心投入到教育小斯当东的事业中。父子用拉丁语讲话。10岁的时候，小斯当东被父亲带着游览英格兰和苏格兰，曾参观制造业工厂。12岁时，他随使团谒见乾隆，17岁时，前往广东的东印度公司工作。

    随着李自标和小斯当东人生的展开，二人的相似性更加突出，他们都通过翻译介入到历史进程中，也都因而陷入危险，这也是全书最重要的论述。沈艾娣明确此书中的翻译指的是口译，它需要迅速的当场反应，口译者的决定变得重要，因而，译者能否获得委托方的信任是个问题。马戛尔尼曾指出不可依赖北京或广州的翻译，“他们可能有当地的观点和关系，或是自身因敬生畏，以至于不能将最得体表述之涵义忠实、完整地呈现出来”。李自标在那不勒斯学院的同学印证了他的拉丁语能力，他接受的古典教育让马戛尔尼把他同欧洲的精英阶层联系起来，加上漫长的航海过程中的相处，都巩固了英方对李自标的信任。至于小斯当东，老斯当东有意培养儿子成为自己在印度艰难谈判时所需的那种翻译：单纯，且极度忠诚。

    老斯当东的想法是理想化的。译者选择性地突出或夸大某些内容的情况时有发生。李自标和小斯当东都视译者为谈判者，为达到目的而进行交流，而不是引发冲突。李自标在翻译清方的回信时更改了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词语，“贡”被翻译为“礼物”，而非“贡品”，“悦服恭顺”被调整为“满意与平和”。同样的，小斯当东的翻译风格的首要目标也是在两种文化之间调和并达成协议。他曾翻译了狄克斯上校给两广总督吉庆的抱怨，吉庆在收到后夸赞了文本布局，即中国皇帝的汉字高出页面上沿，英国国王略低，吉庆略居其下但仍凸出边缘。从中可以看出小斯当东已在探索用能让受众接受的形式书写汉语文书。他很有可能从《京报》中读到两广总督倭布什给清廷的奏报，并将其翻译成英文，翻译时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原文说葡萄牙人惧怕极其凶悍的英国，在英语译文中，“夷目”被中性化为“英国国家的首领”，英国“恃强”也被转化成“该国……因力量和势力而著称于世”。这种调整符合小斯当东的翻译理念，即翻译时应当考虑其当下的政治影响。反例则是马礼逊翻译嘉庆在驱逐阿美士德使团后安抚英摄政王的信件，同样的“恭顺”一词，李自标曾翻译为“伟大的良好意愿”，马礼逊则翻译为“恭敬和顺从”，后者为直译，“虽然选词是精准的，却完全失去了嘉庆想要安抚摄政王的本意”。

    四

    译者握有调整语言表述的权力，而这份权力有两面性，某些调整会起到积极作用，某些调整会带来未知后果，这正是翻译的危险。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会谈中提出了国书上未写的四项：在舟山或天津自由贸易，在京师设立货栈，减免英国商人从澳门向广州转运货物的税额，书面的关税额例。怀有私心的李自标冒险加上了一条：允许基督教传教，不迫害其信仰者。英国人从清方的答复有七项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向清廷提出异议，但幸运的是，此事并未被深究下去，可此后，李自标从中方关于使团的记载中消失了。小斯当东也曾出过类似的差池。松筠在调查英军占领澳门事件时曾去过东印度公司与公司人员交谈。他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谈到自己在茶叙时提出严禁英国贩卖鸦片之事，我们也已知道后来清廷开展了严肃的禁烟运动，但在小斯当东收到副本翻译成英语时，略掉了茶叙及相关部分，并未准确地向英方传达这一信息。

    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立场也常令之陷入危险。李自标曾袒露自己担任使团翻译的心情：“此时别无他选，我只得现身，小心直面诸位大人。”他也深知在宫中为英国人担任翻译的风险。其兄长李自昌在福康安手下屡获升迁，驻扎在海南，后来曾进京，二人应见过面，而据称，福康安在澳门对李自标说：你全家都会因你而遭殃。同样的，1814年夏季，小斯当东在积极营救他被捕的中国通事朋友李耀之时，自己也面临危局。他将李耀被捕解释为中方通过限制英国雇佣华人来限制贸易，并论述李耀负责押运送给京官的礼物是英国摄政王乔治四世的画像，他不应该因此而获罪。小斯当东期望给英国施加压力来解救李耀，但却引起了船长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小斯当东要营救的人与英国无关。小斯当东还曾在阿美士德拒绝叩头时陷入困难境地，因为苏楞额称马戛尔尼已行过叩头礼，并试图让他作证。肯定或者否定都会引起一方的不悦，小斯当东只好说自己当时只有十二岁，现已不记得当时情形。最能说明译者危险境地的例子莫过于清廷对与英国有联系的人疑虑颇深，无人愿意充当翻译，鸦片战争结束后协商条约时，竟无中方翻译在场。

    李自标和小斯当东在完成了各自的使团翻译工作后，也都度过了曲折的人生后半段。李自标被派往潞安（今长治）传教，但嘉庆视基督教为宗教叛乱的威胁，信教者和传教者面临被捕或流放的危险，李自标逃往山西西部，最终在马厂村落脚，1828年离世。小斯当东回到英国后成为议员，但因其中国背景，一度遭受排挤和嘲笑。1840年，议会为讨论是否发动战争而辩论，小斯当东在演讲中表达了对鸦片贸易的反对，主张按照国际法对待中国，但未能起到作用。他于1859年去世。

    五

    《翻译的危险》和《龙与狮的对话》都关注翻译问题，倡导对翻译在外交中的作用的再认识，集中体现了马戛尔尼访华研究的翻译转向。

    同时，二者的意义还在于将目光由关注礼仪之争的制度研究转向关注参与历史的个人，由关注访华知识对英国社会文化的冲击到关注生产这些知识的个体，这是由关注结构到关注个体的转变，呈现出当代研究的人文关怀。社会和文化学家霍尔（Stuart Hall）曾论述文化研究中结构主义视角和文化主义视角的差异，指出结构主义的弊端是过于强调结构及其中各部分的关联，将人视为结构的执行者，忽略人的主观作用，研究内容定格的是某个历史瞬间，而文化主义视角注重经验的表达，将人视为可以推动发展的参与者，认为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本文讨论的两本专著不但考察了译员和译本在马戛尔尼访华中的参与，也是在探讨中英双方在译员和译本的辅佐或是阻碍下，如何认识对方以及认识过程中的发展变化。两本书都强调了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看到具有历史标志性的跨文化事件不是瞬间的定格，而是一个过程，从而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段重要历史。

    （本文所涉研究受北京市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名称：“两次英使访华间（1793-1816）中英对彼此建构之比较”，项目编号17JDWXB002。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