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与教育的可能性向度

    阅读这本由伊顿纪德《優教育》公益读物所编选的教育之书，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到编选者宏阔的教育视野和深广的人文底蕴。《教育在之间》所收作品的作者大都是活跃在当代中国教育现场的学者和教师，他们都十分清楚地了解当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一起思考朝向未来的理想教育。

    一、“在之间”的哲学向度

    对教育怀有某种热望，或曰对“理想的教育形态”有自己的“心之所向”的教育人，内心可能更多倾向的还是对教育的人文性期待而非其工具性的延展。在笔者看来，身处人工智能时代的我们，何以找寻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何以安顿自身灵魂，也许还是要向来处回溯，把自己作为传统的“一环”，明了自身其实也是站在历史延长线上的一员。唯有在人类文明的“已知”中去探寻未来的“未知”，才有可能找寻到自我的灵魂栖息之所。但我们又何以链接这“已知”和“未知”，“过去”和“未来”呢？ 用柏拉图的观念来阐释，那便是需要找到一个“中间物”，即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部分存在物”，也就是如本书的书名中所介绍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之间”。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探寻我们的教育话题，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即是贯通“过去”与“未来”的“中间物”，就是链接“已知”和“未知”的“部分存在物”。学者景凯旋通过阐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及的“在之间”这一重要哲学概念，让人们意识到“在之间”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的人生状态，是我们日常“存在”的当下。他通过阐释这一概念来揭示生命获得形而上意义的路径。景凯旋还提到了海德格尔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当前化”——失去自我的沉沦状态，他并认为“人的一生充满劳累”，陷入“当前化”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存在状态。而教育也许是让人们可以获得某种“超越性”的“中间物”，它让人们看到了摆脱“当前化”，超越“日常此在”的希望。

    因此，当我们理解了“在之间”这一重要的哲学概念时，我们才可以展开对这本书的剖析。而从我们对本书篇目的探求和阅读中，我们能够发现无论是学院派的学者还是深耕一线的教师，他们对教育的理解都在验证“教育作为‘中间物’的状态，也让人们看到了教育自身的‘超越性’”。他们向人们阐述了什么是“理想的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

    二、“人文学”作为教育的阐释维度

    “人文学”将“让人成为人”这一议题摆在人们面前，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论所谓的“人文学”时，其实是在谈论所有的人文学科内在的根本使命是“发现人”的存在。这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的意义是相通的。探讨人文学的价值，就是“发现人的价值”，“肯定人存在的意义”，这是中西方不谋而合的认同。而教育作为人文学科群中的一员，也必然秉持着这样一个应有的向度。如果说“发现人”是人文学的根本使命，那么“爱”与“自由”则是人文学的内在追求。正如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所认为的，教育的根本是实现民主。“民主不只是政治的概念，更是生活的概念；不仅是政府的形式，更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在杜威看来，要实现民主这样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必然要通过教育，因为教育才能造就“共同体”。因此，我们认为教育的“人文学”维度，其实就是要在教育的肌理之中内嵌进“自由”与“爱”的基因。诚如书中储朝晖教授所言，“杜威最关注的也是怎样培养孩子建构一个理想社会”，而我们通常认为的理想社会，不就是充满自由和爱的社会吗？

    当然，“人文学”作为教育的思考维度还应包含着内生性的审美意味，即教育作为链接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中间物”，其重要的意义之一是作为人类基本的“关于美的意趣的欣赏”和“关于善的德性的追求”。因此，无论是傅国涌先生认为的抒情传统，还是景凯旋先生与罗建老师认为的“诗性中国”，亦或者是夏中义先生激赏的古典诗画，其根本都是指向一种审美的价值理想和善的人文关怀。诚如罗建所言：“审美乃自然与人的桥梁。”教育需要教会人们审美，如果没有“美”的参与，教育是苍白无力的。

    三、重申教育经典与未来教育的可能

    通过回望过去找回我们心灵的家园，是一种面对当下焦虑和无力感的有效方式。而教育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为我们找寻到一条安顿自我的道路，在竞速主义的时代话语下，为过上一种“慢的生活”而找到学理化依据。刘铁芳教授试图通过经典教育的路径为我们寻找一条精神还乡之路，他认为当今时代，“在人类越来越多地获得了比之于自然的独立的同时，个人精神的破碎与虚无随之而来”。他看见的人们今天的“存在”形式是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被抛”状态，即我们降临于世便不可逆转的被迫参与到现代性的进程中来。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自然”状态——不仅仅是作为“人类初始出发点的自然”，而且是作为“个体生命出发点的自然”——被毁灭殆尽。我们何以“回乡”，刘铁芳认为需要加强古典教育，需要重新确立儿童本位和儿童立场。所谓“加强古典教育”，就是通过回溯人类文明最初的精神形态让当代人与之产生联结并获得“生命滋养”；而“确立儿童本位、儿童立场”则是通过激活儿童内在的自然、美好的天性，使其个体生命的成长获得生命涵养，这样的话，“在儿童自身的自然生命世界之中，经由教育，为个体逐渐敞开安顿自我人生的生命情怀”。

    当前的教育内卷化趋势正在日益加强、加深，我们的教师正在焦虑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我们自身”，我们的孩子正狂奔在教育的“竞赛主义”和“刷题算法”的道路上一去不返，不管是昔日的“钱学森之问”犹然在耳，还是今日“脱不下的教育长衫”都在向我们昭示着某种机制和效用的退化与失灵。因此，资中筠、傅国涌、储朝晖等先生向我们述说的过往的教育之“美”依然值得回味和借鉴。

    我们何以让教育回归正常化，或者说以一种朝向未来可能性的态度去期待教育的明天呢？ 我想没有什么比“回归常识”四个字更有说服力了。学者李雪涛向我们展现了雅思贝尔斯作为教育哲学家的基本立场：培养完整的人。什么是完整的人？ 无非是一个“正常的人”，而不是一个“非正常的人”或者是“正常的非人”。

    “人与人的交往则是双方（我与你）的对话与敞亮”，雅思贝尔斯认为师生之间一定是主体间的关系，而并非是作为主体的教师与客体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平等是朝向未来教育的关键所在，只有真正的“灵魂平等”才能造就未来教育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在“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中找到生长的支点，找到生命的源流，找回真正的“自然之我”和“本真之我”。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