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兵学的特色与价值

    ■黄朴民 熊剑平

    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明代既是守成期，也是发展期，更是转型的孕育期。这表现为一方面是传统的延续，当时面世的绝大多数兵学典籍，如《武备志》《投笔肤谈》《阵纪》等等，其讨论的命题，所涉及的兵学范畴与概念，基本上都是沿袭前人的成说，没有超越以往的樊篱，相关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并未曾发生革命性的飞跃，而且因文人论兵的风靡一时，许多的说法与实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膜，不无隔靴搔痒、纸上谈兵的局限。但另一方面，明代的兵学也有新的亮点值得关注，在内涵上它有新的开拓，像来自海上军事威胁新情况的出现，推动了《筹海图编》这样的专门讨论海防问题的专题兵书应运而生，又如随着火器的较广泛使用，作战样式进入冷热兵器并用阶段，《车营扣答合编》等阐释火器与战车协同作战的著述及时面世。与此同时，明代兵书论述的侧重点亦有所调整和深化，包括对治军的关注，有了更大的加强，更注重在治军问题上儒学精神的指导与规范，在作战指导问题上，注意跳出空泛阐发原则的窠臼，更致力于贯彻实战的功效性与可行性，突出战术层面的细致化和精密化，强调以战场制胜为鹄的，使兵学讨论的重点，进一步由战略层次，下沉到战法、战术、战斗的层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代兵学又较前人有新的发展，并孕育着向近代转型的契机。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探讨戚继光兵学的精义，就能够更为清晰地认识其理论价值、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了，综观戚继光的兵学思想体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其兵学理论上的造诣，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具有典范意义，代表了明代兵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戚继光兵学理论体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对前人兵学文化成就的充分重视和高度尊重，是传统兵学理论的有机传承和延续。没有传承，就没有所谓的发展。没有积累，就谈不上什么创新。戚继光对前人的兵学理论及其相关原则十分珍视和倚重，认为这是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是真理的结晶，绝不能有丝毫的忽视和怠慢！ 为此，他主张熟读《武经七书》等兵学经典原文，不仅自己读，而且要求部下也读，将“《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更为可贵的是，他将前人兵学著作的原文，不着痕迹地引入到自己著作之中，使之成为其兵学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借用《淮南子·兵略训》所言“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形象生动地阐释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基本原理。又如，借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原文，“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推此三义而有六焉”，将孙子所倡导的“治力”（以饱待饥、以逸待劳、以近待远）思想予以细化。这些都是戚继光在传承传统兵学方面所做的可贵努力。

    当然，戚继光的兵学理论建树，更体现为他结合明代战争实践的需要，在形式表达和理论总结上，都有深化丰富和开拓创新。就形式传授而言，戚继光能够做到换位思维，面对普通官兵，善于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口语化方式，说透相关的兵学原理，致力于将兵学从理论家的书斋中解放出来。他在《练兵实纪》卷四《登坛口授》中有关“算定战”“舍命战”“糊涂战”的解释，就是个明显例子：“何谓算定战？ 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 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朝廷，敌来只是向前便了，却将行伍等项，平日通不知整饬是也。何谓糊涂战？ 不知彼不知己是也。”言简意赅，质朴无华。

    在兵学的理论总结与阐释方面，戚继光尤其注重创新和发展。他在《纪效新书》“序言”中曾反复强调：兵学的学习和运用，重点在于“所以明其法而不泥于法”，“师其意，不泥其迹”，基本原则就是要“合时措之宜”。这一点，在“庙算”概念的丰富上，就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在戚继光看来，“庙算”并不局限于单纯的“五事七计”，而是贯穿于战略运筹与战略实施的整个过程之中，地点不拘，人员不拘，战略与战术也不拘，即国家综合战略与军事作战方略的浑然一体，“五事七计”与“知胜有五”的有机统一，在战略运筹与作战指导原则运用上做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夫所谓庙算胜者，非必庙堂之算，盖凡未出军之前，预筹于辕门者，皆算也。亦尝聚将士群坐而筹之曰：今日与众人共计，即是庙算。”（《戚少保奏议·上军政事宜·严军令》）很显然，戚继光的“庙算”观念，已不再单指战略决策层面，而是延伸到了战役乃至作战指挥层面，这无疑是对孙子“庙算”思想的拓展和发展，其兵学理论的创新意义，于此可见一斑。

    戚继光兵学理论的创新性，也体现为他特别注重突出实战效能。在战术上，他重视火器应用于作战的新情况，重视军事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战争新形势，为此，他强调在作战上，要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优势，把快枪、鸟铳、火铳、火炮、战船的效能运用到极致，同时，努力寻求人与武器装备的最佳结合，注重骑、步、车、水诸兵种的合同协作，关注冷热兵器的有机互补，创设鸳鸯阵这样的合理战术编组。这种战术指导原则，经历了实战的考验，体现出“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灵活多变，攻守皆宜的鲜明特点，是他对中国古代战术发展的一大贡献，也是其实战指导理论创新意义的具体体现。

    戚继光兵学理论的创新性，还表现为他善于结合新的战争状况，能与时俱进，及时提出恰当合适的新对策，从而牢牢掌握军事发展的主脉，引领战争的潮流。像海上“相敌二十法”，就是这方面的重大建树之一（具见《纪效新书·治水兵篇》）。这些相敌之法，是戚继光从自己的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对当时的海上敌情研判，具有很实用的指导价值，这并不是对孙子“相敌”之法的简单继承和模拟，而是戚继光本人根据作战样式的历史性变化，对海上侦察和御敌所做出的创新性发展，反映了海防斗争的一般规律，是海防情报和海战指导的宝贵遗产，其所蕴涵的“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辩证思维内核，尤其弥足珍贵。

    在军队管理和训练问题上，戚继光兵学理论的创新性同样无所不在。他强调练兵的根本宗旨，是为了实战，反对虚应故事，搞花架子，指出“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主张练兵的过程中要做到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先纪律后战术，先单兵后合成”。值得注意的是，戚继光高度重视精神因素在克敌制胜中的关键作用，提倡在“习手足”的基础上，加入练胆、练气的因素，强调“出于气者为真勇矣”（《纪效新书》卷十一《胆气篇》）。他的这个认识，与普鲁士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可谓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之作《战争论》中，将战争制胜要素归纳为五大类：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后勤要素，并指出这五大要素中，精神要素是占据首要地位的。物质力量只是刀柄，精神力量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由此可见，戚继光的训练之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显然也有了深化与拓展。

    当然，戚继光兵学更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是他的思想体系中饱含着深刻的战略辩证思维，不无思想方法论的价值，这使得其思想能够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启迪意义。

    简略地说，我们认为，戚继光兵学理论体系中的辩证思维，集中反映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矛盾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以部队训练为例，戚继光主张练兵与练将两者并重，不可偏废，这是矛盾的两点论。但是，戚继光又主张在训练问题上，不能不分主次，不问本末，而是要突出重点，把握关键。这个重点，就是练将，因为，将领是军队的灵魂和大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戚继光深谙这个道理，指出“练将譬如治本，本乱而末治者，未之有也！”（《纪效新书》卷十四《练将篇》）而在练将三要素“积将德，广才学，习武艺”之中，积将德，也即“正心术”又是重中之重。又如，戚继光所主张的“大战之术”的决战思想，也是矛盾两点论和矛盾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与巧妙平衡，一方面，他主张攻守结合，攻守适宜，所谓“惟战守两端”，这兼顾了攻与守两方面。但是，很显然他更侧重于进攻之道，强调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这种抓纲举目的重点意识，无疑是辩证思维的集中体现，难能可贵！

    第二，见利思害、见害思利的“杂于利弊”识见。兵家和道家相似，都主张将事物的利弊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综合考察，认为天下万事万物，没有单纯的利，也没有绝对的害，都是利中有害、害中有利，要得到某一个事物的利，那就要容忍和接受它的害。这一点，早在孙子那里就有认识，戚继光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思考和深化。在将帅应该拥有“智、信、仁、勇、严”等五种优良素质的基础上，戚继光认为这些优秀素质中，都有其局限性，应该引起重视，加以克服：“智信仁勇严，非智不能辨其弊，信之弊也执，仁之弊姑息，勇之弊也暴，严之弊也刻，皆不得其当矣。”（《纪效新书》卷十四《练将篇》）这种逆向的辩证思维极其深刻。

    戚继光的兵学理论，是明代兵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崇高地位。同时，也是当下我们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优秀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借鉴其合理内涵，大力弘扬其理性精神，是我们今天应积极倡导并大力践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