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钧
谢泳的《写本杂录》(文汇出版社2023年)和《学林掌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可视作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的论据和案例,其对陈寅恪和钱锺书、民间宝卷和油印本的研究,也为当代文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谢泳始终关注大师、大典与大事。在文史研究中,“研究对象”基本标识出了研究者的视野及其成果水平。谢泳早年研究《观察》作者群、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后来走向陈寅恪和钱锺书研究,锁定大师大典,切实做到了“有立足点的、步步为营的、以专致博的融会贯通”(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谢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有如下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目前有四大前沿学术方向,一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关系的重新发现;二是域外史料的大量使用;三是旧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四是地方文献获得重要史料地位。”(《学林掌录》)他近年的研究也着力于古今文学关系、地方文献发现与整理、海外研究资料的使用等方向,比如《写本杂录》的最后一篇是长文《稀见宝卷经眼录》,研读他蒐集的清代宝卷17种,让人发现宝卷对当下“跨文体写作”的启示:宝卷备集诗、散文、小说、戏曲、十字句等文体;语体则韵散结合,雅俗共赏;宝卷结构程式工整,以赞偈开篇,故事为主体,“十报恩”作结;宝卷至民国时期式微,渐化为说书和章回小说;宝卷叙历史,故可“以文证史”;宝卷讲民俗,故有民俗学与社会学价值;宝卷文体语体成熟,对于研究古典文学与现代中国小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由上可知,无论谢泳的“老营盘”还是“新方向”,都指示着当代文史研究的上佳路向。
谢泳重视一手资料的发现与整理。谢泳先生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也就授人以渔,以实例展示其史料搜求路径与研究方法。《学林掌录》交代如何搜集1950年代老文人油印的诗文集,如何呈现其“油印之美”和“旧文人的风雅”,如何“从字里行间看旧文人的心态”,同时为旧体诗“唱挽歌”。《写本研究》多谈到民间写本如古代戏曲、宝卷、杂字、蒙书、契约及其他民间文书等的搜寻与研究,从而探究时代转型、文体流变在民间文学中留下的痕迹。而这类看似边缘化的文献搜求与整理研究,却对主流文学史叙述起到了重要的补充、指谬和订正作用。这类工作也只有顶流学者才能完成,因为既要有一手材料发现和个人趣味,更要有以小博大的卓越识见和研究方法。这类研究的具体意义何在? 谢泳已做出具体说明,比如,“1949年后,旧时代留下的学者、文人……因为没有进入通常所谓体制,而又强烈保留了旧时对学问的热情,所以这些人依然写作,依然延续旧文人刻稿的习惯,他们选择了当时较为便捷的油印方式,如张伯驹、林志钧、张宗祥、钱文选、徐映璞、张重威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均刊刻过不少诗文稿。……陈寅恪1953年完成《论再生缘》,也选择了油印方式。因为流传不广,这些私人刊刻的诗文集,现在看来更有价值,反倒是一些当时当红的著作,今天无人问津了。这些学术和文学活动,应当进入中国当代学术史和文学史,否则是不公平的。……1949年后中国旧学者旧文人的学术活动,今后有可能成为中国当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中的明珠。”(《学林掌录》)
谢泳尝试破解文史研究面临的AI危机。谢泳先生早年曾到中国科学院访学,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文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做了较明晰的区分。他现在也不认为AI“电子检索”会给文史研究带来巨大危机,他认为AI的挑战反而有益于激发文史研究者的联想力,这是因为“有趣的文史问题,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没有直接关系……如何建立这个关系才见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产生的问题是不是有研究价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为一个智力问题。”“文史工作和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区别,它一定要有‘闲’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过分直接,易索然无味……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实,但求‘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写本杂录》)而这种“曲”“趣”、联想力以及问题意识,都有赖文史研究者的创新发现能力。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即表达过类似见解,那本书也被称为“奠定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基础的力作”(付祥喜,《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6期),因而将之与《学林掌录》《写本研究》对读,不仅能发现谢泳学术研究内在的绵延动力,还可以得到助益文史学者破除AI“电子危机”的更多方法论启示。
另外,装帧精雅的《学林掌录》还让人想到:在电子书风行的时代,纸质书籍应当进入“精品印刷”时代了。此书是浙江古籍出版社“蠹鱼文丛”的一种,这个文丛的作者皆业内佼佼者,可谓一时之选,如徐重庆、叶瑜荪、陈子善、扬之水、李辉、孙郁、王稼句、子张、徐雁、朱航满、张瑞田、夏春锦、戴建华、沈定庵、韩石山、周立民、毕亮等,而各集所收文章少有长篇大论,而多是有趣味和发现、有文章之美、意简而意长的学术、文化与艺术随笔,是读后能让人微笑且有所思的文字。就形式来说,裸脊,锁线,加胶,彩印,纯质纸,小开本,颇精致,作者与读者都因之获得一种人文的优雅与尊严。我觉得,浙江古籍出版社把握住了出版界的“后现代”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