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昊
从《蔡文姬·弱女琴声》到《蔡文姬·家国碎梦》,有着“兰山银狐”之称的甘肃作家任经钊终于皓首银发,目光如炬,宛如一团哔剥燃烧着的银色光芒照耀着古老的金城兰州,他历时十年,以洋洋近百万言,为甘肃文坛捧出了一份厚重的大礼。
这两本佳作是一个全面、崭新、复调式的“文姬归汉”故事,它以汉匈战争为背景,借助女性视角,选择宏大叙事模式,精致细腻地呈现了在纷繁时代里,典型人物在无可抵御的激荡中所做的努力与挣扎。从“没入匈奴,失贞而不丧节”,到“再回中原,复宠而不矜世”;从“兰台修史,逢嫉而不失正”,到“暮年蹭蹬,失势而不愚迷”。作者通过盛大背景下弱女子的孤身“代言”,用一个妇孺皆知的“中国故事”,传递了丰沛多元的时代情感、个体哲思,寄寓了简单朴素却也宏大烂漫的人生叹惋与精神自由。故事越是漫长,情节越是激荡,体量越是庞大,蔡文姬那命若游丝的琴声就更加产生出一种大音希声式的中国审美效果。
《蔡文姬》曾获第八届黄河文学奖、第三十二届“东丽杯”梁斌小说奖,入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作品,奠定了作者在西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重要地位。“文者,贯道之器也。”这种“道”是精神价值,也是文学传统,更是小说艺术的逻辑。《蔡文姬》较高的艺术价值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二是深厚扎实接通古今的语言功力;三是一丝不苟以史为鉴的考据精神;四是匠心独具巧妙曲折的情节营造;五是风格鲜明手法多样的塑造能力;六是一以贯之晓畅温煦的诗意气质。作品在气息上与中国优秀古典小说保持一脉相承,建立在家国、仁义、忠诚、节操等基调之上的纯粹精神为作品培根铸魂,保证了小说文本中艺术创造的总基调。在语言上,作者有着较高的古汉语素养以及诗学修养,对久远的史料典籍有着准确精深的解读,创作中对汉代诗歌、民谣、谶言等文字的引用信手拈来,贴合顺畅。小说语言表述和情节上诗意的营造均没有矫揉造作和虚夸低俗之态,这得益于作者在诗学修养中历练的审美能力。这是一种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负责与严谨,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续接和传承,这种写作精神厚植于中国人敬先贤、不妄语、重现实、倡实践的真诚本分与优良教养。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紧扣已有的历史资料,一边沿着蔡文姬的流亡旅程一路追索,一直追到今天的武威苏武山下的一座苏武庙,此庙系汉末曹操派往西凉迎接蔡文姬的使团所建。通过考证对比和推理,作者做出重大推测,认为文姬系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被入洛的羌胡兵掳去,经长安沿回中道出萧关到武威,最后卖给了匈奴西部帅右谷蠡王为妻,而非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没入匈奴右贤王去卑所在地平阳。当年蔡文姬生活在鄂尔多斯西部草原上,而不是在左贤王所在的平阳(山西的临汾)。这种实证主义的精神确立了小说的历史价值,也促成了小说情节的重大转折点。上部依托史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有理有据;下部则大胆想象,极力构思,铺张飞扬,形成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相结合的壮美景象。小说苦心营造了蔡琰、蔡邕、右谷蠡王、呼延娜云等100多个鲜明人物,虽有主次轻重,却并不因此抹杀淡化人物个性,这是功力,也是匠心,更是一个作家对于精神世界创世纪般的虔诚营造。
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书写来实现家国情怀的传承与人生理想的表达,是甘肃文学一个重要传统。近年来,甘肃作家始终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母体,以中华民族精神价值的追随与重塑为初心,文学实践成果丰硕。姚学礼的《广成子》、尕臧才旦的《唃厮啰》、王守义的《奄屯秦汉:隋炀大帝》、陈玉福的《西凉马超》、戴恩来的《陇上大儒刘尔炘》都是甘肃文学宝贵传统和品质的赓续。甘肃作家的这些作品具有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发掘,巩固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凝心聚力构建崭新时代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价值。甘肃作家的一大批书写优秀历史英雄人物作品形成了整体的合力,传承民族气节,崇尚英雄气概,打开了一座座资源富集的文化矿藏。
与其说一部历史小说是对历史真相的努力还原和对复杂人性的曲径探幽,我倒更愿意相信它是一部充满了爱恨苦乐与悲欢离合的个人奋斗史。读《蔡文姬》,与其品读人物命运的波澜跌宕,大汉王朝的恢弘大气,不如将更多的精力和情志投入到作者身上,体悟那种磅礴的生命气象与自我求证、自我磨练的人生追求。作者从事小说《蔡文姬》写作素材与经验积累的时代,恰好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他见识到了时代巨变中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复杂多样的人生面目,通过那些漂浮在历史天空中的人物和故事,他用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织,鲜活生动的英雄史诗,完成了一个小说家的“修齐治平”,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儒者。长篇小说的创作不但是写作者一次全身心的虔诚奉献,更是一次艰苦卓绝、历经冰火的精神漫行,一切为民族著书撰文、记录人民群众气象万千的生活图谱与内心世界的写作者都值得尊敬和爱戴。《蔡文姬》是近年来甘肃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成果,标志着西部小说艺术的健康生长,是当代中国文坛的重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