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前后，李纲与张元幹的交游

    ■鹿苗苗

    李纲与张元幹是两宋之际福建籍政治家、文学家的重要代表。两人的交游特别是在靖康之难之际的交游，是研究宋史、福建文学史和个体研究不可或缺的选题。

    李纲与张元幹的交游之始源自陈瓘的引荐。陈瓘（1057-1124），南剑州沙县（今福建三明）人，字莹中，号了堂，亦号了翁，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因弹劾蔡京、蔡卞、曾布等人被罢免，后坐党籍除名。逝后谥忠肃。张元幹于宣和二年（1120）离开福建前往江西经南康（今江西星子县），拜谒陈瓘。两人一见如故，元幹逗留数月方才离开。他之所以山水之间寻幽觅景数月，一是元幹对“独奋孤忠”的陈瓘心向往之，可得见并受教于陈瓘。二是希望陈瓘能为元幹祖父张肩孟手书作跋，陈瓘跋曰：“为士而能尊其祖，为子而能干父之蛊，此可久之习也。词采灿然，足以有誉于世矣。”三是元幹虽踏上仕途时间不长，却意识到政治中心的权奸行为使宋王朝每况愈下，“心知天下将乱，阴访命世之贤”，希望通过拜访陈瓘等刚正忠烈之人，一同“商榷古今治乱成败”。

    此次会面，另有一个重要收获，陈瓘向元幹推荐了李纲等名人贤士，嘱咐元幹与李纲结交。陈瓘与李纲是忘年之交，两人时常书信往来，陈瓘曾以李沆、王曾等名相的事业勉励李纲以天下为己任，完成宋朝的中兴事业。可见陈瓘对李纲非常欣赏，寄予厚望。当陈瓘见元幹亦有忠肝义胆和浩然正气之心，因此也对元幹颇为推重，希望元幹能与李纲相识并交游。

    宣和六年（1124）春，张元幹自福建北上，过梁溪（今江苏无锡），拜访李纲。这是自陈瓘向元幹引荐李纲后，两人第一次见面。

    李纲（1083-1140），字伯纪，号梁溪居士，邵武（今属福建）人。作为抗金名臣，他反对议和，多次上疏讨论复兴大事，虽短暂官至高位，终不被朝廷重用。李纲在与张元幹订交之前的宣和元年（1119），便因上疏言事而贬谪为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宣和三年（1121）李父过世，其在梁溪丁父忧。

    宣和六年（1124）两人初次会面，李纲四十二岁，张元幹三十四岁，两人皆有文字记载。李纲诵读元幹“清新而不群”的诗文作品，倾听元幹“鲠亮而可喜”的谈论，对元幹刮目相看。而元幹早在江西便已耳闻李纲雄才大略，仰慕已久。二人一见如故，畅谈古今成败之事直至深夜。订交后元幹继续北上。四月，元幹书信李纲，希望李纲为元幹祖父肩孟手泽题跋，李纲应允作跋。

    两人顺利会面并有相见恨晚之感，陈瓘的引荐是直接因素，作为了解李、张二人的引荐人，陈瓘自然意识到两人的相通之处。二是两人同为福建籍士子，在地域情感上更有亲近之处。三是据《芦川归来集》附录《宣政间名贤题跋》李纲跋中可知，李纲早年已与元幹之父张动有交游之谊，听闻元幹少年聪颖敏捷，然未曾谋面。这层关系，又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两人在为人处世、思想观念与政治主张的意气相投，他们的相见恨晚顺理成章。因而，李纲所言“士之难知久矣”，在那个知己难寻的年代，寻得元幹，也是人生一大畅事。

    徽宗时，社会矛盾激化，外政方面节节退让，北宋进入了内忧外患之际。宣和七年（1125），女真灭辽后，将目标转向日趋衰落的北宋。北宋朝廷上至徽宗，下至百官，不知危险将至。当年十月，金人兵分两路由太原和南京进攻包抄汴京，宋朝未作防御工事，节节败绩。形势危急之际，徽宗欲出逃襄汉避难，给事中吴敏向徽宗推荐太常少卿李纲，重用他固守京师。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围攻汴京。钦宗任命尚书右丞兼知枢密院事李纲为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抗金。张元幹立即从陈留奔赴汴京，入李纲幕府任其属官，辅佐李纲抵御外敌。

    在李纲指挥的汴京保卫战中，众将士与敌军日夜兼战。残酷的战争场面，我们只能从经历那几场京师保卫战的诗人作品中略知一二。由于军情紧张，元幹陪同李纲几乎夜不能寐，每餐也时常食用几口便停止饭食，继续指挥战争。正月初九，檄文又传报军情紧急，李纲与元幹等属官全部登城督战。将士们或以手炮檑木击敌，或以神臂弓远射，或以床子弩座炮攻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金兵或乘舟溺亡，或登梯坠亡，抑或被石块击中而倒，伤亡也十分惨重，金兵不敢继续攻城。

    李纲、张元幹等主张应战、共同患难抵御金敌、反对议和的豪杰之士的出现，是符合当时环境走向、符合民心所向的。因此，当守城官员蔡懋禁止将士使用弓箭和石块攻打金兵时，“将士积愤”，直到复用李纲“下令能杀敌者厚赏”，率众将士奋勇抵御，死守京师，金人引兵北去，京师解围。

    金人攻城未能得逞，退而议和，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北宋君臣愿意停战，同意金人议和条件。然而，宋金议和的内容中有很多不能为有识之士接受。因此，对于金人开出的议和条件，李纲与张元幹等人坚决反对，钦宗并未采纳，坐失良机。因此即使金兵退师解汴京之围，却无法令李纲、张元幹等人笑逐颜开，元幹在《丙午春京城围解口号》诗中写道：

    戎马来何速，春壕绿自深。要知龙虎踞，不受犬羊侵。九庙安全日，三军死守心。倘为襄汉幸，良复见于今。

    这首诗反映了靖康元年（1126）普通士子对北宋遭遇国难的复杂心态，其中有爱有憎。爱的是面对金兵入侵的来势汹汹，李纲等人与三军将士死守抗战的英雄壮举，国家免于遭辱。憎的是“犬羊”金人入侵家园的行径，还有对朝廷投降派的辛辣讽刺。当三军将士浴血奋战时，宰相白时中惧怕敌寇，主张钦宗放弃汴京，出逃襄、邓。元幹在诗中明确表达了爱憎情感，对于汴京保卫战的胜利洋溢着喜悦的豪情，对于朝廷惧怕敌寇的行径充满了讽刺之情。所以，李纲诸人用诗笔表现金人入侵之事，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

    张元幹协助李纲抗击外敌后，受到权臣的注意。京师保卫战后，少宰吴敏奏请宋钦宗置司辟属，以此讨论祖宗旧法，革除朝廷弊病之政。太宰徐处仁推荐张元幹为详议司兵房检讨官，同时被荐的还有舅父向子湮、吕本中、江端友等故交旧友。然言官认为机构本身设置并不合理，所以并未开局讨论。因此，张元幹在这个任职上并无建树。

    而李纲在京师保卫战中的英勇表现却使他成为君臣的眼中钉。靖康元年（1126）二月，朝廷罢去李纲尚书右丞和亲征行营史的职位，同时废除行营使司，意欲治罪李纲以谢敌。朝廷对李纲的处理，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曾上书斩杀蔡京等六贼的太学生陈东听闻后，率诸生伏于宣德门下，上书陈言朝廷听取民意，近贤臣而斥贼属。民众的陈情，使钦宗与主和派对李纲更加忌惮。六月，李纲被排挤出朝廷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对此，《宋史》道：“以李纲为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扰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为南渡之偏安哉？”史书认为若朝廷任贤任能，凭借李纲诸人贤能，北宋何以灭国。

    张元幹在与李纲等人的交游中，出于对家国的热爱而走上一条抗战到底的道路。他在《陇头泉》词中道：

    少年时，壮怀谁与重论？ 视文章、真成小技，要知吾道称尊。奏公车、治安秘计，乐油幕、谈笑从军。百镒黄金，一双白璧，坐看同辈上青云。事大谬，转头流落，徒走出修门。三十载，黄粱未熟，沧海扬尘。

    念向来、浩歌独往，故园松菊犹存。送飞鸿、五弦寓目，望爽气、西山忘言。整顿乾坤，廓清宇宙，男儿此志会须伸。更有几、渭川垂钓，投老策奇勋。天难问，何妨袖手，且作闲人。

    少年时期憧憬的从军立功变为现实，是多么值得他骄傲的过往！ 莫说文人对月吟诗，对花垂泪，文人也期待在山河飘摇中为国家、民族作一番事业。可现实给予他沉重的打击，“整顿乾坤”的理想终究化为泡影。

    李纲在朝局的变迁也左右着元幹的人生轨迹。靖康元年（1126）九月，金人攻陷太原府。太原的沦陷对于主战派来说，在朝局中的处境十分不利，主和派趁机排挤主战派，他们疯狂地对李纲及其支持者进行污蔑。李纲先罢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观文殿学士知扬州。后以李纲“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为由，使他罢知扬州落职提举洞霄宫。

    李纲被贬，并非仅有他一人的落职，伴随着的是一群人遭受牵连，支持李纲抗战主张的如张元幹、张焘等，为李纲说情的如刘珏等，与李纲同日遭贬共计七人。元幹对“罪放丙午末”莫须有的“罪名”表达了自己对朝廷和权奸误国的不满，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即使自己因李纲被罢遭受牵连，却仍为李纲鸣不平，后来葛胜仲在《次韵张仲宗元幹绝粮五绝》其五中言“中台宏讲裨初政，学省雄文畏后生”，以此盛赞元幹对当时时局的正确认识、坚定信念和对挚友的支持。

    靖康元年（1126），对于李纲和元幹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年，面对外敌入侵，他们毫不畏惧，在前线与金兵浴血奋战；这一年，面对朝廷对主战人士的排挤，他们迎难而上，无愧于家国和自己的真心；这一年，汴京沦陷，北宋宣布灭亡。虽然二人在靖康元年之后被贬蹉跎其间，但两人绽放的人格光芒载于史书，被后人永记于心。

    （作者为福建理工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