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圈：汉语与日语的纠缠与互惠

    ■刘火

    以今天语言谱系学分类的一般观点看，世界分为两大语言文字系统：汉藏语系（Sino - Tibetan languages）和印欧语系（Indo - European languages）。汉藏语系共计约400种语言，其地理分布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而在这一语系中又单独出现“汉字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又称“汉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等。它特指历史（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和当下（主要指日本）因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而受汉文化影响的文化圈。

    在汉文化圈里，从来没有过像汉语与日语的关系这般悠久和纠缠。

    涉及到语言的独立性和民族性，在日本学者书写的史书里，虽各有说法，但不能不正视汉语特别是汉字（从甲骨文开始，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对日语的至深影响。日本学者井上清（1913-2001）认为日语早在3500年及之前就有了自己的文字（日本称“和语”），但是直到平安时期（794-1192）的九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今天的日本语才正式形成，这就是以“简化汉字草体的‘平假名’和采取楷书汉字笔划的‘片假名’”（《日本历史》，日文1963；汉译1974，商务印书馆）。板本太郎（1901-1962）是一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学家，在其日语史上，板本太郎依据藤岡勝二（1876-？）1908年发表的《日本語の位置》一文提出的“日语属阿尔泰语系”理论发挥：“我赞同这样的见解，即在石器时代早期，有一支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种族，从亚洲大陆北部向东迁移，经库页岛、北海道来到日本列岛，在这里培育起独自的文化。如果说日语中有同南方语和朝鲜语类似的语汇，那是后来文化交流的结果”（《日本史》日文1962；汉译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尽管如此，板本太郎也无法抹掉今天日语最终形成的因果。在《日本史》第三章《中古史后期》里，板本太郎写道：“片假名是把汉字的偏旁加以简化，用简单笔画表示的表音文字，平假名则是将汉字草书加以简化的表音文字。”

    关于日本语言，在一篇专门阐述汉字与假名关系的文章里，日本比较文学会与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川本皓嗣（1939-）在回忆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字时不无感慨：“中国传来的汉字、汉文文化是如何深深扎根于日本文化之中的，而且现在又是如何支撑我们日常生活和知性生活的呢？ 假如最初汉字和汉文（通过它才能了解到巨大的中国文明）没有传入的话，日本文化将会成长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呢？”（《身处交流的文化中——汉字与假名》，日文2004；汉译《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三辑，2015，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语与汉语的不同，在于汉语是表意文字，日语是表音文字。但无论是汉字的音特别是汉字的形，都是现代日语的主源之一。同样，从“平假名”与“片假名”的创造来看，汉字对日文据有先天的惠泽作用。“明治维新”后，日语接受了一次外来语的大洗礼。而当这种外来语成为日语后，又通过中日的交流回馈于汉语。

    汉文化及汉字何时来到日本，井上清讲：“从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和文化迅速发展，给予周围各地域以深厚影响。公元前三世纪末叶，汉帝国兴起，拥有农耕和铁器的中国文明传到了朝鲜半岛，再从那里过海进入日本……成为联结两国文明的通路。”明治后期的著名历史学家村上专精（1851-1928）也讲，真正起到重要影响的是钦明天皇十三年（552），从百济国传来佛教，到圣德太子时（574-622）佛教兴隆。随着佛教的进入，汉字从此在日本扎下了根（《日本佛教史纲》，日文1939；汉译1981，商务印书馆）。

    汉语外来词的涌入有两大高潮。一是中古汉唐（按照陈寅恪的分期）公元四世纪到八世纪特别是五世纪到八世纪，佛教西来。梵语和西域的一些语言翻译成汉语，如“觉悟”“刹那”等。二是十八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和启蒙运动的传入，英、日、法、德、俄等语言被译为汉语，其中有两字（词）至为重要：一曰佛、一曰禅。

    先说佛。佛，东汉许慎（58-147）《说文解字》释“见不审也。从人弗声”，此“佛”作“若似”（仿佛）讲，与佛教之“佛”无关。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汉文典》（英文1957，汉译2021，中华书局）录“佛”也无“佛陀”之义。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据考，“佛”作为外来词，见晋代袁宏（328-376）《汉记三·永平十三年》“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韦生也”。“佛陀”见六世纪中期成书的《魏书·释老志》“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华言译之，则谓净觉”。佛、佛陀为梵文Buddha的音译。“佛”传到日本后作“仏”或“仏陀”“仏教”等。其实，日语中的“仏”，在唐时汉语书写里亦作“仏”。敦煌变文抄卷中，“佛”多写作“仏”。如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盈字七十六《目连变文》、云字二十四《八相变文》、台北“傅斯年图书馆”188104《妙维摩手记》等里，“佛”皆作“仏”。周绍良等编《敦煌变文集补编》（2016，北京大学出版社）里按原件抄录的变文，“仏”照录，没有按现在的“佛”改动。可见日语中的“仏”也是汉字的“佛”。关于“仏”，《康熙字典》认为异体字，周绍良、王重民认为是俗字。何谓“俗字”？ 即汉文化的大众化和汉字的简写。

    再说“禅”。《说文解字》录“禅”，释“祭天也”。《康熙字典》“又代也。禅让，传与也”。此字原义与佛教无关。到佛教西来后，“禅”才成为佛教话语的重要词汇。禅为梵语“禅那”的汉字音译简称。“禅那”，见唐代天竺高僧般剌密帝的《大佛顶首楞严经》（705）“一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禅”见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景林寺》（六世纪初）“寺西有圃，多能奇果，春乌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只洹精舍”。禅入主中国后，经东土始祖达摩（？-536）到六祖慧能（638-713），成为最中国化的佛教。《六祖坛经》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国化佛教最为重要的成果。佛教自六世纪东渡日本在天台宗真言宗时代（784-1192）逐渐走向鼎盛。时至两宋（960-1279），禅宗极为盛行。日本入宋的僧人，几乎都受到禅宗的影响。中国“西蜀兰溪”（今重庆涪陵）临济宗禅师道隆于日本宽元四年（1246）率弟子东渡日本，建长四年（1252）在建长寺入住，弘安元年（1278）在建长寺圆寂，日本朝廷敕赠“大觉禅师”谥号。日本“禅师”谥号自此始。道隆禅师对日本佛学、文学、水墨画、书法，以及寺庙的建造、庭院造景等均产生深远影响，直至当下。

    自此，日本的佛教禅宗，几乎成为日本宗教乃至日本文化的一张名片。得益于禅学在日本的深广影响，铃木大拙（1870-1966）的禅学，成为今天禅学的最高成就和集大成者，铃木大拙也被誉为“世界禅者”。铃木大拙许多书已被译成汉语，其中《禅与日本文化》（日文1958；汉译2017，译林出版社）最为知名。仅从“禅”一端，可以佐证日本近代重要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所说——“大体上，日本的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日本历史与 日本文化》，汉译2012，商务印书馆），内藤湖南讲这句话时是1920年。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源自英、法、德、俄、日语等一大波外来词（无论音译还是意译）传入中国成为现代汉语时，最多的不是英语却是日语。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汉语外来词词典》共录外来词“一万余条”，包括许多已经不用和不常用的词条，英语如“错弟儿”（今用“TNT”）、俄语如“布拉吉”（今多用“连衣裙”），梵语如“尘那多”（今用“金币”）……还有大量的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译词和大量的科技术语等。从时间上看，日语外来词时间大都比这些短，却绝大多数存留于今。《汉语外来词词典》“C”条，共录大约190个左右，其中最多的是日语，多达37条，除极少如“曹达”（今用“纯碱”）、“苍铅”（今用“铋”）外，其他三十多条今天依然活跃在现代汉语词汇里，如财团、采光、参观、常识、成分、刺激、出版、出庭、错觉等等。

    为什么会这样？

    与汉语的“表意”不同，尽管日语从根本上讲是表音文字，但现代日语是通过汉字哗变成“平假名”和“片假名”的，这就决定了日语与汉语的血脉关系。直到今天，日语里常用的汉字尚有2000个左右（最大的日文词典《诸桥大汉和辞典》竟录近5万个汉字，几乎与《康熙字典》录汉字一样多）。当日语“回馈”汉语时，五光十色无所不有，仅就社会与生活两方面的两个词管中窥豹，以“革命”和“茶道”为例——

    革命：“革”，先秦典籍多有涉及：《诗经·小雅》“如鸟斯革”，《尚书·尧典》“鸟兽希革”等。《说文解字》“兽皮治去其毛”，清代段玉裁（1735-1815）注“革，更也。二字双声。治去其毛，是更改之义，故引伸为凡更新之用”。九世纪，日本高僧空海（774-835）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1995，中华书局。此字典录字多达16900余个）释“革”为“皮老”。高本汉《汉文典》释“革”为“变”引《诗经·皇也》“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命”，《说文解字》“使也”，《周易·革卦》“悔度亡，有孚改命，吉”。“革”与“命”构成双音动宾词“革命”，《辞源》（《辞源》收词的下限是1939年，一至四卷不同年限出版，商务印书馆）录。《周易》有专章讲“革”的《革卦》。《革卦·彖》在释“革”第一条时讲“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革命”一词也来自此条“天地革而四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在矣哉！”“革命”一词在古汉语里早就有之，但今“革命”却出自日语“革命（音kakumei）”。与“汤武革命”中的“革命”一词有关联但更多意思来自引入后的崭新意义。

    茶道：《尔雅》《说文》皆无“茶”，只录“荼”。高本汉《汉文典》也只录“荼”而无“茶”。《说文解字》作荼，《康熙字典》引《魏了翁集》（宋）“茶之始，其字为荼，如《春秋》齐荼、《汉志》荼陵之类。陆、颜诸人，虽已转入茶音，未尝辄改字文。惟陆羽、卢仝以后，则遂易荼为茶”。《康熙字典》作“茶”。唐时，茶作为一种饮料、食品和药剂，已为达官黎民所熟知，因此有陆羽《茶经》一书流布。“道”，《说文解字》释“所行道也”。“道”有多义，此“道”转义为“技艺”“技巧”，《论语·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茶”与“道”构成双音节偏正词“茶道”，《辞源》《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皆不录。明末清初刘源长的《介翁茶史》也无“茶道”一词。足见“茶道”一词恐非汉语原生词汇。但“茶道”一词已见唐。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一）。又见封演《封氏闻见记》（成书于八世纪中期）“因鸿渐之论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茶”。此唐人所说“茶道”是否与今日“茶道”同义，尚难断定。但“茶道”一词，诸汉语词典不录说不过去。今“茶道”，词语源自日语“茶道（音sado/shado）”。日语“茶道”从“茶汤”或“茶の汤”中化出，“茶汤”见王建“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全唐诗》卷三百零二），亦见《介翁茶史》。在日本，至江户时代（1603-1868）初称“茶道”或“茶 の 道”。从桑 田 忠 亲（1902-1987）《茶道六百年》（日文1980；汉译201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看，茶艺在两宋交接的时期即日本镰仓（1185-1331）初期传到日本，本土化后形成一整套饮茶艺术、饮茶程序和饮茶礼仪等所谓的日本茶文化（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共十一章，其中两章专讲“禅与茶道”）。作为日语的“茶道”一词，何时回馈现代汉语词汇，俟考。

    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不同文明的互惠，是这个星球人类历史上最为灿烂的事件之一。在这一进程中，汉语与日语的互惠，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世界上还没有哪两种语言能如此紧密地连结，历史悠久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