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左汉林 赵志强
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而在关心民瘼、挚爱祖国，以及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程度方面，则堪称古今第一。在诗歌艺术方面，他全面继承前代的优良传统，“不薄古人爱今人”，“转益多师”，而又能够“别开生面”，有着多方面的开拓与创新，实开宋诗先河。后代杰出诗人，莫不受其沾溉。认真研究、开发杜诗这座思想艺术的宝库，在人类面临多重危机的今天，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韩成武先生的《由诗而圣：杜甫的一生》，采用把杜甫传记与杜甫的诗歌结合起来的新方法和新角度，精心结撰，可谓填补空白之作。作者长期致力于杜诗研究，曾经历时六载，与张志民先生共同译注了《杜甫诗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迄今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杜诗全译本。这就使得这本杜甫新传记的写作有了非常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作者能够在全面理解、把握杜诗的基础上，在很多问题上廓清迷雾，提出新见，还读者一个更为真实的诗圣。著名杜诗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张忠纲先生在序言中称赞这部书“以平实无华的语言，优美流畅的文笔和深刻独到的见解叙述了杜甫忧患的一生，将一个活生生的杜甫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确为的评。对这本书的特点，这里还想补充三点个人的意见：一是作者把杜诗的讲解、欣赏与诗圣的身世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二是作者纠正了不少过去因种种原因对杜甫、杜诗的误解和不恰当、不正确的评价。三是作者笔端常带感情，给读者以丰富的精神享受。
首先，杜传与杜诗的完美结合。杜甫是以“诗圣”的形象、称号驻留在人民心间的，为杜甫做传不谈他的诗歌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杜诗的讲解和诗圣的行止很好地结合起来。采用这种方式有着多方面的好处。由于是诗人自做诗，是地道的第一手资料，因而更具真实性；由于老杜对曾感动自己的情事的记叙笔触细腻，所以使人感觉当时的情状历历如在眼前。在诗句的串讲、欣赏过程中，由于作者对诗圣的身世、诗作、思想、艺术风格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而且紧扣杜甫思想脉搏的发展这根主线，因而经常能对存有歧解或数解的杜诗提出新鲜、精当的见解，使人信服而又耳目一新。如作者对《旅夜书怀》一诗的辨析，其中“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一联，过去论者每赞其写景壮阔、胸襟阔大，作者根据老杜身世及此时的遭遇，认为老杜是“以宏阔的宇宙景观，作为自身孤微的反衬”。对“名岂文章著”，作者举出当时产生的四种“唐人选唐诗”选本中，老杜竟无一首诗入选。这些都加深了读者对杜诗的理解，使人不能不对老杜产生深深的同情，对老杜生前寂寞、对诗歌时代的诗圣而乏知音发出深深的叹惋。
当然，如何谈，多少比例合适，如何把传记与解诗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却非易事。不过，这些难题在作者笔下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我们只见到作者于诗圣谈交游、考游踪、叙为官、述亲情，如行云流水，汩汩而出，而诗人诗作穿插于其间，或长或短，当长则长，当短则短。长则联篇，短则两语三言，连接过渡，略无痕迹。“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是谈作诗的不易，或者可以借来形容韩成武先生这部杜甫新传的特点与个中甘苦吧。作者与张志民先生合作完成《杜甫诗全译》，历时六载，殚精竭虑，含英咀华，探求精义。正是有了这一番苦功、真功、硬功，才有了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本杜甫新传，才有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以浅语言谈深道理，以小笔触作大文章，用平实语论宏博诗圣，难易之间，个中滋味，只有一读，才有真切体会。
其次，也是最见作者功力之处，就是新传记中剔除了许多对杜诗、杜甫的误解，或不恰当、不正确的评价，还读者一个更接近真实的诗圣。这一点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是体现作者学识与眼界的地方，也是本文题目所由来处：求真求细。人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其实，真实尤其是传记作品的生命。如果没有求真求实的精神，或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为了完成某种任务，戴着有色眼镜去立传，于读者是一种误导，于传主是一种荼毒。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杜甫研究，我们曾取得过很多成绩，也走过一些弯路。诗圣杜甫与我们的民族一起，蒙上过历史的风尘。当然，“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克罗齐语）。任何学问学说都是今人对历史的认识、诠释，不可能不打上今天、今人的烙印。我们所要做到的，所应做到的，是尽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要紧扣当时的具体状况、环境、条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而不能站在今天，以今人的眼光去要求古人，更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痛”。“实事求是”是汉学家治学的圭臬，它同样应该成为我们奉行的准则。
韩成武先生这方面的贡献殊多，不可能一一列举，兹撮其大要，分述如下。第一，剔除强加在诗圣身上的政治油彩。例如，杜甫流落到夔州时曾受都督柏茂琳之托，代管公田40顷，有人据此认定杜甫是“地主”“庄园主”。作者通过对杜甫此期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及行止进行实事求是的综合考察与分析，再现了杜甫忧国忧民、民胞物与的崇高情怀。第二，厘清种种对杜诗的误解，对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如杜甫青年时代是否曾有过东渡扶桑的打算？ 对此，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是青年人的“豪情奇想”；有人认为杜甫是要“求仙学道”。作者根据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状况，日本国是“太阳出生的地方”的传说对人们的吸引力，杜甫晚年对此事的深情回忆，指出青年杜甫确实有过这样的打算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些颇具学术价值的辨析使人在了解杜甫行止的同时，能够有多方面的收获。一些有关杜诗的关键性的问题，作者往往能够由一诗之串解引出，娓娓道来，启人思索。例如，“沉郁顿挫”是学术界公认的杜诗的主体艺术风格，谈及杜诗风格的形成与其所运用的艺术手法时，作者指出：“杜诗每于两句之间（或一句之中）意思逆转，很少顺接，这便是形成顿挫特色的主要原因。”由介绍杜甫行踪交游谈到《题张氏隐居二首》，由分析其诗歌谈到其主体艺术风格,举重若轻。这样谈的好处是深入浅出，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把握具有学术深度的问题。
在谈到杜甫的忧国忧民、对现实的深刻批判时，作者指出，这一方面是因为杜氏家族累代“奉儒守官”，儒家的“民本”、积极入世是杜甫的主导思想；另一方面是“由己及人”——是食不果腹的艰难生活，是仕途的难入成全了杜甫。从而指出了杜甫之为杜甫的现实原因。如果杜甫不是因为疏救房琯触怒了肃宗而被赶出朝廷，很难想像他是否会如王维等人那样，不忧衣食，只歌寂寞空怀。这些看似寻常的论断，其实包含了深刻的道理。
再次，是作者笔端常带感情。书写出来是要给人看的，尤其是评传类的书，如何于纪实之中显波澜、琐细之中见大端，除了传主本身的事迹感人之外，还要求作者胸中有丘壑、笔底有风雷。最重要的，是作者对传记的主人公有深刻的理解，有景仰，怀有深切的爱，才能够古今相接，惺惺相惜。如果过于学术化，则会令一般读者望而生畏。这样的书于治学者或许有益，于文化普及则收效甚微。韩成武先生的这部杜甫新传，正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读者会从书中看到一个忧国忧民的哲人，一个诗艺高超的诗圣，一个对亲情、友情无比珍惜，对弱小者充满同情的普普通通的、可亲可近的、无比真实的杜甫，正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走来。
为诗人写作评传，既要关注研究，又要兼顾普及，我们认为，韩成武先生《由诗而圣：杜甫的一生》所采用的新方法和新角度可资借鉴。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