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的编辑情怀

    ■徐鲁

    一

    孙犁先生曾说，他一生主要从事过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其中编辑这一生涯，持续的时间最长。至2024年10月，他和战友们创办的《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出刊已满3000期。这可真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当然，他编辑过的不仅是“文艺周刊”。

    1982年，孙犁写过一篇《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他在信里列举过自己编辑的刊物：“1939年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1941年晋察冀边区文联编印的《山》。以上二种刊物，都系油印。1942年《晋察冀日报》的副刊，以及此前由晋察冀边区文协编的《鼓》，也附刊于该报。1946年在冀中区编《平原》杂志，共六期。1949年起，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间较长。”

    战争年代里，环境异常残酷，编辑条件艰苦，但孙犁认为，当编辑首先要做到“认真负责”，保存好每一篇稿子，即便是很短的稿件。他说：“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能少一些。”

    1946年，孙犁在冀中抗日游击区编辑《平原》杂志。他回忆说：“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橱上从事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里，也有酷冬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时往来冀中，后来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同志。”

    从孙犁当年为这本杂志写的“征稿简约”“征稿启事”“组织读者小组启事”以及每一期“编辑后记”等文字里，我们看到，即使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和简陋的条件下，他对编辑工作，也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比如，他主张开门办刊，在征稿启事里一再强调，“每栏均欢迎外稿”；他对稿件的期待是：“文字要求通俗，最好做到经过念诵，使文盲也能大致听懂的地步，文章也要采取活泼多样的形式。经过灵活趣味的形式，灌输有用的知识和思想。”

    他在杂志上刊登了不少来自抗日村庄和街头黑板报上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如儿歌、平词、大鼓词等。他在“编辑后记”里说：“《平原》杂志欢迎这类鼓词，人民非常爱好这种形式，各村的街头，在月夜风凉、正有鼓音板响。”同时又指出，“但最近收到的鼓词，大半都空洞直浅，缺乏故事性和人物场面，我们希望大家多创作一些好的鼓词来。”

    “在月夜风凉、正有鼓音板响。”这个句子很美，也透出一个信息：即使在异常残酷的环境里，孙犁相信，他和他的读者们，心中仍然热爱着生活，向往着美好。所以，那个时候，他自己身体力行，也为读者们创作了不少通俗而清丽的鼓词。

    二

    1949年进城后，孙犁和方纪等新闻和文化战友们一起，创办了《天津日报》及其副刊“文艺周刊”。他自己从此开始担任《天津日报》的“二副”——副刊科的副科长，职责是二审。后来又担任过报社的“编委”，并参与创刊了“文艺周刊”副刊的延伸性刊物《文艺增刊》（后改名《文艺》）。他在天津日报社一直干到了离休。所以，他不无幽默地自嘲说：能让他“登上仕版官籍”、并将“与他终老此生”的，只有“编辑”这个身份。

    倘若要写新中国的报纸文艺副刊史，我认为，《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应该享有浓墨重彩的一章。这与孙犁大半生都在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

    孙犁编辑文艺副刊，是有自己的编辑思想的。比如，他写过一组《编辑笔记》，其中就对作者们表达过这样的忠告：应该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包括平凡的日常生活。但是，“在描写这些日常生活的时候，应该把生活中间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重大节奏表现出来”。他强调说，“就算文字的风格有如合奏中的粗细乐器，表现得有所不同吧，但无论是一支箫管，一面铜锣，在表现生活大乐章的时候，都不能忽略表现那决定乐章精神的主要旋律。”

    再比如，他认为编辑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修养，“要浏览百家之书，不怕成为一个杂家”。他在《关于编辑和投稿》一文里说，作为编辑，一方面，“要熟悉社会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和语言。要熟悉农村、工厂、部队，包括种地、生产、作战的具体知识。不知道这些，就没法改稿，或改稿改出笑话。”对此，他在文中举出了很多具体的“改出笑话”的例子；另一方面，当编辑“要参考前人编辑刊物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经验”。他还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比如，“先学习鲁迅主持编辑的刊物，如《语丝》《莽原》《奔流》《萌芽》《文学》《译文》等。应该学学他在每期刊物后面所写的‘后记’。”

    孙犁认为鲁迅先生是“真正的一代文宗”。在他看来，“书，一经鲁迅作序，便不胫而走；文章，一经他入选，便有了定评，能进文学史；名字，一在他的著作中出现，不管声誉好坏，便万古长存。鲁门，是真正的龙门”。孙犁从年轻时一直到晚年，都对鲁迅推崇有加。青年时他写过《少年鲁迅读本》《鲁迅·鲁迅的故事》《鲁迅论》等长文和单行本。孙犁自己买古书、读杂书，有时也会根据鲁迅日记里的线索，去搜寻、购买和阅读。当编辑，孙犁也主张多向鲁迅学习怎样做编辑。他认为，“从鲁迅编辑刊物中，我们可以学到：对作者的态度；对读者的关心；对文字的严肃；对艺术的要求。”

    1983年，在“文艺周刊”将要出版至1000期前夕，孙犁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和〈文艺周刊〉》，不仅记述了他与这个副刊的渊源关系，也向继任的编辑们提出了五条建议和希望。简单说来就是：一、“文艺周刊”应该永远是一处苗圃，应该不断地扩大新作者队伍；二、虽然那是个地方报纸副刊，也应该努力办出一种风格来，并用这种风格去吸引作者，影响文坛，招徕好作品；三、强调现实主义文艺风格，重视有生活、有感受，手法通俗，主题明朗，切切实实的文艺作品；四、对作者既要热情扶植，又要严格把关稿件质量，不能迁就；五、编辑要不断提高文学修养，提高编辑水平，要经常出去跑跑，联系作者，不要只是坐在桌前，守株待兔。这五条希望，实际上也是孙犁一贯的编辑思想、情怀和作风的表露。

    三

    熟悉新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正是围绕着孙犁，以及在他编辑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这个副刊上，不仅成长起天津地区的一批新中国工人作家、工人诗人，更是团结了华北地区的一批擅长以平原、运河和白洋淀为背景的乡土题材的青年作家，渐渐形成了一个后来被研究者们称之为“荷花淀派”、风格鲜明的文学流派。其中的作者包括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

    毫无疑问，这些作家的成长和这个流派的形成，孙犁编辑的“文艺周刊”，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刊的《文艺增刊》（后改名《文艺》），功不可没。一个副刊，一本增刊，事实上成了“荷花淀派”作者们茁壮成长的一片沃土和“大本营”。

    但孙犁从来没有完全承认有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所谓“荷花淀派”。他在给《从维熙小说选》写的序里，说到这样一个细节：“最初，他（从维熙）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有一次到报社来了，我和他们在报社的会议室里见了一面。我编刊物，从来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我以为我们这一行，只应该有文字之交。”“只应该有文字之交”，这也是孙犁的编辑美德之一。他在给《刘绍棠小说选》写的序里，写到了另一个细节：“前些日子，我写信给绍棠同志，说：‘我并不希望你们（指他和从维熙等同志），老是在这个地方刊物（指《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它只是一个苗圃。当它见到你们成为参天成材的大树，在全国各地矗立起出现时，它应该是高兴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可见，孙犁编辑“文艺周刊”这个副刊也好，编辑《文艺》这本增刊也好，一直都是海纳百川的，而且注重办成能使更多小树苗“成活”的“苗圃”。

    1980年9月12日，孙犁写了一篇短文《成活的树苗》，记录了自己亲历的、养活了一株马尾松树苗的故事。但“成活的树苗”似乎只是一个比喻，他写这篇散文真正的意图，是在谈编辑的意义。他先总结了小马尾松树苗能成活的原因：“松土、加砂，不太毒的阳光，同施于三株，而此株独活。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损伤，也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盛。我们还是不要贪天之功吧，什么事也不要贪天之功。”然后，他的话题转向了编辑这个行当。

    他举了“刘、从二君”做例子。文章里没有写明二君的名字，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二君”指的是刘绍棠、从维熙。孙犁对友人说道：“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我过去写了一篇《论培养》，我想写一篇《再论培养》，说明我经历了几十年风尘，在觉悟方面的这一点微微的提高。”

    在这里，孙犁实际上是指出了，当编辑应该拥有一种不“贪天之功，掠人之美”的编辑胸怀和编辑美德。他在后来写的一篇《谈名实》里，再次谈到了这个观点：“比如说一位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有两篇文章，都是谈的编辑），对于一位作家，无论有多少费心之处，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帮助，还说不上是培养。一位评论家，对一篇小说，无论你的评论多么及时，多么正确，其作用也不过鼓吹助兴，也谈不上栽培。”他说，《谈名实》也“就是我要写的《再论培养》”。这些言论，可以说是一位编辑的“人间清醒”。

    四

    像在战争年代里编辑《平原》杂志一样，1979年《文艺增刊》创办后，孙犁先后为之撰写了《天津日报〈文艺增刊〉启事》《〈文艺增刊〉开辟“创作经验”专栏的几点说明》《〈文艺增刊〉缩短刊期、更易刊名启事》等文字。

    从这些编辑“应用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编辑思想和编辑追求是一以贯之的。比如，他对“创作经验”一类稿件的要求，立场鲜明：“一切泛泛之谈，故弄玄虚、自我吹嘘之作，虽名家不收；一切言之有物，甘苦亲历之谈，虽无名必录。”又比如，他对鲁迅编辑经验的推崇：“回忆鲁迅先生当年，于介绍世界名家之创作时，必要求附译其创作经验，盖因创作经验，可以反映出艺术真实规律，成功者固可作为动力，失败者亦可作为法戒。先生所反对者为‘小说学’，为‘创作方法’，非反对创作经验也。故本刊专辟此栏，并重点经营之。”

    孙犁编刊，从不好高骛远，攀附名家，好大喜功，而是本着一贯的“布衣情怀”，如老农耙地，精耕细作，实实在在，种豆种瓜。1981年，《文艺增刊》更名《文艺》（双月刊）时，他在启事里写道：“本刊以荆钗布裙之素质，自量不足与浓抹时装斗艳争奇。页码单薄，亦不足侧身于大型期刊之林。然仍希以其微博的努力，无间寒暑，不计阴晴，继续在此小小园地，扶犁执耨，播种耕耘。刊物改名，究系形式，宗旨不变，朴实无华。”

    这份启事当然有自谦的成分，但并不妄自菲薄，而是从骨子里透出一种自在与自信。孙犁的编辑思想里，充满了“鲁迅风”，与鲁迅当年的编辑作风一脉相承。

    五

    最后写点“题外话”，讲一讲我与“文艺周刊”的缘分。我最早阅读《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是在四十多年前的大学时代。那时候因为特别喜欢“荷花淀派”作品，一到图书馆就去翻阅《天津日报》，寻找每期的“文艺周刊”。后来参加工作了，又订阅了《文艺》双月刊。无论是文艺周刊，还是《文艺》，所刊发的作品的清新、明朗和朴素的风格，对我学习写作起到了很好的影响。

    我第一次向《天津日报》投稿，是在1995年。当时，诗人宋曙光先生在编“文艺周刊”。承蒙他青睐，为“六一”儿童节向我约稿，我投寄了《儿童诗四首》，都是短短的、每首不足10行的小诗。这组小诗刊发后，很快被上海《儿童文学选刊》选载，还意外地荣获了第15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如今，这个奖已经更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这是“文艺周刊”带给我的好运，可能也是在这个副刊上刊登的作品，唯一一次获得了一个儿童文学奖吧。

    是在2014年吧，宋曙光先生从电视节目上看到，湖北有一个小伙子，开了一家名叫“百草园”的小书店。小王参加了某省卫视的一档《最强大脑》节目，用自己的记忆去挑战“书架检索”的技能。节目组从小王寓目的三十万册书籍里，随机挑选出了三千册放进了演播室，然后请观众任意取出一本书，让他报出这本书的价格、作者和出版社的名字，小王竟能一一答对。曙光先生大概被小王的事迹感动了，就特意从天津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找一下这家小书店，写一写这个小伙子的故事。“为嘛一定要去找一找、看一看呢？ 因为像这样爱书的年轻人，少见！”曙光先生做事认真，担心我不写，又叫年轻的编辑白丽打电话提醒和催促我。于是，我就遵嘱去找到了这家小书店和它的主人小王，写了一篇《小书店之美》。“满庭芳”副刊几乎用大半版的宝贵版面，刊登了这篇文章。

    身为副刊编辑，他们竟然还能亲自去为作者们留心和发现新鲜的故事素材。后来一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特别温暖和感动。这不正是孙犁先生所倡导的，编辑要经常联系作者，“不要只是坐在桌前，守株待兔”的编辑作风，在“文艺周刊”编辑中的实际体现吗？ 这种编辑情怀，也正是孙犁的编辑情怀的传承与延续。

    2022年，我创作出版了一部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菊的茶山》。我写这部作品，就是采用了我心仪已久的孙犁先生那种半纪实、半虚构的小说文体。我读孙犁的《琴和箫》《荷花淀》《芦苇荡》《采蒲台》《山地回忆》《蒿儿梁》《纪念》这些短篇，甚至到他晚年创作的“芸斋小说”系列，其实很难分清，这是虚构的小说，还是真实的纪实故事。“我”（作者）自己的足迹、身影、声音、行止、所思所感，散落在每一篇短篇故事的字里行间。孙犁在《山地回忆》写到一个细节：“我”在太行山区打游击的日子里，有一天来到一个熟悉的小村外的小河边，看到在河边洗菜的小女孩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我对于自己生活过多年的幕阜山区的感情也是如此。当我在暌违多年之后，重新站在那里的河畔，看着暮色里的渡口、茶亭，还有远处的山岭、田畈和一座座灯火初上的小塆……那一时间，我的心里也涌上了与孙犁在《山地回忆》里同样的感受：这些都像是我的故园一样，分别得再久，也永远不会失却和淡去那份温暖、那份亲切的感觉。我甚至感到，我和这里也是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日子里，头脑里不断地闪过当年在“文艺周刊”和《文艺》双月刊上，读过的一些“荷花淀派”作品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