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它们是怎样得来

    ■杨柳

    《宗璞文集》终于出版了。

    十卷，二百五十多万字。这对于一个写了八十年的作家来说，算不上成就辉煌；但是对于“三余”（业余、事余、病余，晚年又加一余：生命之余）写作的宗璞，每一个字，都是沉甸甸的。

    宗璞从十几岁开始写作，曾经是一名小小的文学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她和很多人一样，经历过一些无法躲避的奇特遭遇，一度暂别写作。但是文学的根苗不死，一旦风调雨顺，便发叶萌花，结出硕果。直到晚年，她依然如一只衔沙的蚂蚁，一颗一粒，一点一滴，构筑文学的七宝楼台，日复一日，未曾稍歇。

    宗璞出身于书香门第，一辈子几乎都在书斋里生活，但她不是风花雪月、轻吟漫语的作家。她的散文写花草，写景物，写亲情故友，写身边生活，简洁的语句、简短的篇幅，却有气象，意蕴深厚，力量饱满。她的小说，从上世纪50年代的《红豆》、70年代的《三生石》《弦上的梦》，到本世纪的《四季流光》《稻草垛咖啡馆》《打球人和拾球人》，都与时代和社会紧密相连，站在现实的生活和思想的“前沿”。她的作品温文尔雅，从容端庄，但是有风骨、有锋芒、有担当。她甚至是一位“先锋”作家，《蜗居》《泥沼中的头颅》《我是谁？》等小说，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纯熟贴切，堪称典范。

    宗璞一向多病，晚年健康更是每况愈下，又因视网膜脱落，几近失明。停止写作，颐养天年，是合乎情理的选择。但是，病弱的宗璞有着超出想象的坚韧，她硬是以口为笔，一字一句地说，出口成章；一字一句地听，斟酌修改。在《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之后，她用这种无法企及的方式“写”完了《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和《接引葫芦》——这部总名《野葫芦引》的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巨制，了却了她几十年来为历史存真、为中国知识分子存真的执着心愿，还“写”下了一篇篇如萤火般闪着微光，却也足以烛照黑夜、滋润心灵的精粹文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宗璞的写作生活的目睹者，我看到她是怎样背负着文学的使命，缓慢而顽强地一步一步前行。不能手写了就用口授，大字的稿子也看不清了就用耳朵听，耳朵也听不清了就多听几遍，头晕了就躺下休息一会儿再干，无论如何就是要写下去。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写写停停迤逦三十二年，人物之丰满、情节线索之清晰、叙述之流畅贯通，仿佛一气呵成。除了超人的记忆力，她只有无数次反复听读，思前想后，接续草蛇灰线。这对于一位耳不聪目不明几乎无日不晕的老人，何其艰难！ 但她追求完美的努力丝毫未减，谋篇布局，推敲文字，始终如初。她是苦吟的诗人，吟安一个字，可以花几天时间。她写下的文字，好像都在她的脑子里，随时听命，让自己更加贴切传神。或许是因为接近，每读宗璞作品，总有隐隐的感动，因为我知道它们是怎样得来。“小说是作者灵魂的投入，是把自己绞碎了，给小说以生命”，这在宗璞，不是虚言。

    诚与雅，是宗璞在创作上一以贯之的追求。二十年前，她在创作六十年座谈会上说，雅是艺术性，诚就是说真话。说真话有好几层，一个是勇气，一个是认识。认识有高下。能认识了，要有勇气说出来。勇气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界来说，宁可开罪于人，也要坚持真理；一个是对自己来说，有的时候，没有勇气去看事物的深层；有的时候是看到了又不愿写，不忍写。读伟大作品时，有时有一种感觉，作者对自己很残忍。这是高尚的残忍。宗璞就是这样，勇于看向事物的深处，说真话，写自己眼中的历史。尤其在晚年，她言自己之所言，不怕开罪于人；感自己之所感，坚持独立的见识。信念所至，品质自现。

    编辑《宗璞文集》，从《野葫芦引》完成即起意，具体的编辑工作前前后后用了三年多时间。这期间，宗璞一如既往，克服目力和听力的障碍，认真地耳读了重要的作品，个别处稍做修改。文章的分类、编排，卷次的先后，都经过仔细的考量。我们的工作是愉快的，包括争论和妥协。我在这几年里重新阅读或浏览宗璞的作品，梳理她的写作脉络，含英咀华，常有新的感受。宗璞曾经回顾四十多年前人文社老社长韦君宜、老总编李曙光等在关键时刻给她的关心和鼓励，使她有信心在创作上更进一步。而我有幸成为她的责任编辑，三十多年来在文学和人生的方方面面得益甚多。为她创作生涯的总结做一点事，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