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人文社《红楼梦》为何采用程乙本？

    ■李彤

    《红楼梦新证》出版后风行一时，周汝昌因此而在1954年5月从四川调回北京，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初来乍到，他并没有马上被作为《红楼梦》专家使用，副总编辑聂绀弩安排他去重编《三国演义》。10月间《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开始后，普及本《红楼梦》的编校工作也要重新开始，这才启用了周汝昌。周先生在《红楼无限情》和《北斗京华》中有基本上相同的生动记述：

    即命组成一个专组，专门整校一部新版佳本《红楼梦》。因这件工作甚合我的平生大愿，故很高兴，即订出计划，交上去了，聂老等也点了头，立待执行。

    当时我被安排在一楼，与舒芜同室办公。一日，舒芜忽从二楼聂处（聂独一屋，生活与办公皆在其间，不另坐班）回室，推门进来，向我传达指示：领导有话，新版《红楼》仍用“程乙本”，一字不许改——实在必须变动的（如显误、难通等原有的讹误字）也要有校勘记，交代清楚。

    舒芜话很简洁，面无表情，此外无一字闲言。我虽书生气十足，却也直观意识到事情大不简单；而且，聂公对此，从头到尾，绝无片言向我直接传示与解释（这与他给我的任务恰恰相反！）。我初到不久之人，一切不明真相实际，与聂老交又不深，故此总未敢向他请问一句——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此事于我，至今还是一个大谜。我只好服从命令，做我最不愿做的“校程乙”工作。

    也是众所周知，周汝昌对所谓“程高伪续”深恶痛绝。程乙本比程甲本改得更多更彻底，让他去校程乙本，真是强人所难。这个“大谜”如何解？ 我们在几十年后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试着揭开谜底。

    此事的前因，发生于周汝昌调来之前。1953年12月，人文社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新中国第一版《红楼梦》（五三版），整理者是“湖畔诗人”汪静之。此本号称以程乙本为底本，实际上是根据1920年代的胡适亚东本，还随意擅改了一些。这就像用民国仿品冒充乾隆瓷器，或者是跑马拉松抄了个近道。此外，在书前说明中对曹雪芹的生卒年单方面采信了周汝昌的主张。针对这些问题，俞平伯及其助手王佩璋各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批评，于1954年3月在刚刚创刊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发表。

    随后，人文社领导冯雪峰从善如流，接受批评，请社外专家俞平伯、王佩璋，重新整理一部《红楼梦》普及本。在中宣部领导胡乔木的关切下，此次采用程甲本为底本，权且称之为五四版。此事的主管是副总编辑、古典文学编辑室负责人聂绀弩，他本人对古典小说也深有研究，另有主见，对胡乔木、冯雪峰的决定不满，虽被迫服从执行任务，但“始终以为乙本较好。曾对做工作的人说，校勘两本时留意，发现了乙本较胜的证据，可抄下来送中宣部看”。这一转折过程，记录于聂绀弩于1950年代所写的检查材料中。

    出版社中的后来者周汝昌虽然对五三版的失利略有耳闻，却并不了解背后决策的内幕，也不知道主管领导聂绀弩的实际态度。

    还回到整理《红楼梦》底本这个话题，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因：

    第一是舒芜的说法：“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先生对于出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始终强调体现‘朴学家’精神，强调目的是‘供给读者一个可读的本子’，他主张编辑要有学问，你可以对你所编辑的名著到报刊上发表论文，但是你在编辑工作上必须念念不忘体现‘朴学家’精神和‘供给读者一个可读的本子’的目的。”（见《老吾老》）显然，普通读者需要的是一个首尾俱全的完整可读的普及本，而不是周汝昌意念当中的“斥伪返真”本。

    第二，放弃五三版的程乙本路数，采用程甲本校勘，是冯雪峰与俞平伯商定的，聂绀弩早已不满，“始终以为乙本较好”。仅仅过了半年，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中，冯雪峰和俞平伯同时倒掉。这时俞校本刚开始不久，要另起炉灶还来得及。聂绀弩无人掣肘，有权拍板，重新组织社内编辑做校注，正好回归到程乙本。又过了半年以后，聂绀弩也倒台了，但是《红楼梦》校本不宜再次改弦易辙，接替负责的舒芜与聂意见一致，聂绀弩的意图得以继续贯彻，直到1957年完成。因为时值“反右”运动中，舒芜、张友鸾被划为右派，没有署名，周汝昌成为领衔署名者。

    第三个理由是，红学专家俞平伯虽不再负责通行本，但在文学研究所整理的八十回校本已经进行了两年多，那是以脂评本为主要依据，将来（1958年）还是由人文社出版，不需要别人再重复劳动了。所以，周汝昌只能被迫不情愿地去“校程乙”。从1957年直到1982年，这个以程乙本为底本的《红楼梦》一直是最通行的普及版本。